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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爱吾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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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称:吾爱吾师
商品编号:Z29900297
店铺:天添网自营
上架时间:2021-08-25 13:50:45

内容简介



  《吾爱吾师》是一部作者回忆、怀念亲人长辈们的随笔集。作者是著名学者俞敏之子,青少年时期,他与父执启功、包桂濬、柴德赓、李长之等先生生活交集较多,并且曾得到这些人无私的关爱与教诲。文章所写皆是作者自己亲身闻见的日常生活琐事,事情虽然都是细枝末节,但从中我们却能够领略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以及他们高贵的品质和高尚的情操。作者去国三十余载,平时很少使用母语写作,但是一旦下笔回忆故国故人,便不自觉地流露出浓浓的京味儿,极具特色。


作者介绍



俞宁,1955年出生,1986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英文系获英美文学硕士学位,1993年在美国康乃迪克大学毕业获英美文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西华盛顿大学英语言文学系教授(终身职)。


目 录



近乎本色的记忆·1·

忆师恩·8·

鸣谢·20·

 

天使的香味——回忆陆志韦校长生平片段·1·

少年印象——我的父亲俞“师傅”·11·

母亲与“抖须”·21·

启大爷·28·

三十年无改父之道——和父亲的约法三章·40·

震灾中的“秀才人情”·47·

两位师傅·57·

曼倩不归花落尽——发现元白先生墨宝一件·69·

元白先生说“不”的艺术·76·

浓赠迎曦满室香——和元白先生聊美国华裔女作家水仙花·89·

元白先生的人格与风格·102·

元白先生背后的章佳氏家族·114·

柴青峰先生出北平记·128·

柴青峰先生逃婚记·140·

迟来的谢意——怀念李长之先生·155·

月光皎洁只读书——怀念既专且通的包天池老伯·167·

吾师“周公”·183·

只缘身在此山中——怀念傅璇琮先生·200·

怀念吴谷茗老师·207·

 

附录:

元白先生论元、白·223·

论诗兼论人——从“明代苦吟”到“分香卖履”·233·

金牌得主李爱锐·243·

印度才子白春晖·253·

 

近乎本色的记忆

□  缓之


前  言



这些天,新冠病毒把人们都困在家里,微信成为人际联络的重要方式。我偶尔会与远在美国的俞宁教授互推文章,发现彼此有共同的兴趣,即对我们成长的那段岁月念念不忘。近年,他发表了多篇文章,回忆往事,省净耐读,很有味道。2月26日,他在微信中提出要我写序的事,说:“人民文学出版社计划出版弟之怀人散文集《忆师恩》①。不知道我兄能否拨冗为之写一篇短序。如蒙赐序,请把您的邮箱地址发给弟,奉上全稿,供兄参考。”俞宁教授虚怀下问,叫我感慰兼及。我与俞宁教授既非熟人,也非同行。他文章中提到的一些学者,是我们这个行当中的大人物,我几乎没有机会接触。我与俞宁教授在学术会议上有过几次交往,彼此印象很好,有倾盖如故的感觉。他年长于我,一口京腔京味,没有丝毫的洋腔洋调。这与我见到的某些喝过洋墨水的人大不一样。他很客气,和你讨论问题,总是一本正经,非常虔诚。一个认真的人提出来的要求,你不能不认真对待。

于是,随后的日子,我便沉浸在他的文字里,也不时地唤起我的许多记忆。我们的经历多有相似之处,在北京长大,接触了一些文化人,自己好像也沾点文化边儿。他说自己小时候外号“猴三儿”,我很惊讶,现在很难把这个外号与俞宁教授联系起来。北京话里,“猴儿”有淘气的意思,估计,他小时候够淘的。这个词儿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猴精猴精的”。旧话说,老大憨,老二懒,鬼是猴三。俞宁的聪明应该不用多说,当年考“托福”,能拿到663分;此后又在美国拼搏三十多年,终站在大学讲坛上专门讲授英美文学。恕我孤陋寡闻,我觉得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说到外号,前面还有“俞家”二字,我便感到分量。在中国文史学界,俞宁的父亲,俞敏教授的大名几乎无人不晓。1934年,陈寅恪先生发表《四声三问》,认为“佛教输入中国,其教徒转读经典时,此三声之分别亦当随之输入”。这一看法,学术界认为石破天惊。半个世纪以来,赞誉之声,腾于众口。三十年前,我撰写《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对此深信不疑。我还注意到《德国所藏吐鲁番梵文文献》中与“八病”相关资料,撰写了《别求新声于异邦》,曾得到启功先生的垂顾。我是后来才读到俞敏先生长篇论文《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叹为观止。俞敏先生力排众议,根据僧律中有关禁止“外书音声”的规定,强调指出:“谁要拿这种调儿念佛经谁就是犯罪。陈先生大约不知道他一句话就让全体佛教僧侣犯了偷兰遮罪或突吉罗了。这太可怕了。”所以,他认为陈先生的说法“简直太荒谬了”。他还说,“汉人语言里本有四声,受了声明影响,从理性上认识了这个现象,并且给它起了名字,这才是事实”。这篇文章在《俞敏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3、46页)中列在篇,振聋发聩,叫人过目不忘。我要是早点读到,说话会留有余地。再后来,我又读到俞宁教授发表在《文史知识》上的《少年印象——我的父亲“俞师傅”》,对这位睿智、较真儿的学界前辈有了更全面的了解,由此也记住了俞宁这个名字。他的文字不仅细致耐读,还很有特点。譬如他记述俞敏先生、启功先生,第二人称的“他”,总是写成“怹”,留下老北平音的印记。

俞宁赴美留学前夕,曾与父亲有过一段有趣的对话,《三十年无改父之道——和父亲的约法三章》记下这个场景:

 

父亲沉默了几天,突然对我说:“你申请出国深造,按道理我不该阻拦你。但是有几个规矩你必须遵守,如果不能,就不要去了。”我早有心理准备,就静静地站着等下文。怹接着说:“,你出国学习英美文学,不管多难,念不下去了就回来,绝不能转行去学汉学。那样做等于宣布我和你启大爷教不了你汉学,而那些中国话说不利落的洋人汉学家却能教你。我们丢不起这个脸。”我从来没想过这种情况。仗着年轻气盛,当场点头应允。“第二,”父亲接着说,“你不要转行去学什么‘中西比较文学’。你两方面的知识都是半吊子,怎么比较?那不过是找容易出路的借口罢了。”这下说中了我的要害。我心里有应急的计划,如果英美文学实在啃不动,就换个学校读比较文学。父亲把我挤在这里,我为了得到怹的放行,只好硬着头皮承诺。于是父亲再说第三点:“你既然自己选择了英美文学,就得坚持到底,把人家的东西学深、学透。出来找不到工作,就回国。中国那么多英文系,总有你一碗饭吃。”

......

俞敏老先生真是目光如炬,早就看透了一些虚脱的学术。到国外学习中国文化,也成一种现象。《浦江清日记》(三联书店1987年版)1929年5月3日记述陈寅恪先生给北大史学系的毕业赠言:“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当时群趋东洋“受国史”,后来则是下西洋“学汉学”。欧美一些著名大学东亚系的学生,多来自中国。他们毕业后也努力继续留在海外讲授汉学。我听说有华裔教授还把国人的著作用英文改写出版,浪得虚名。后有好事者把它译成汉语,才让中国学术界惊讶地发现有似曾相识之感。当然这是的例子。

这些年,俞敏先生力劝俞宁不要轻易从事的中西比较文学,业已成为一时显学。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陆一位著名教授在美国讲授中西比较诗学。他以“鱼书雁帛”故事为例,说明中西文化差异之大,超出想象。汉乐府有这样两句诗:“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这位教授根据《文选》五臣注发挥想象,说古人用鱼传书:捉到一条鱼,把鱼肚破开,把写着信的绢和布塞进去,然后把鱼放到水里,让它顺流而下,正好游到收信人住的地方,正好被那里的人捉住了,捉到的人发现这封信,就会把信交给收信人。再说“雁帛”的来历:捉来一只大雁,把写好的信捆绑在雁腿上,让它飞走。如果这只大雁正好飞到收信人的地方,正好被人打下来,这封信就可以到达收信人手中。这位教授信誓旦旦地说:古人传递书信确实是这样做的。据说,这样的讲座,美国人很欢迎,作者也因此获得声誉,回国后还把讲义整理出版。我真是纳了闷啦,中国的鱼儿和大雁怎么那么皮实,硬是不死,难怪洋人大开眼界。我不知道俞敏老先生是否看到这些奇谈怪论,我想他是预料到的,所以才会有上述一番叮嘱。

俞宁教授不违父命,三十年来专心攻读英美文学,不敢轻言中西比较,更不敢以汉学研究自居,终成为一名英美文学专业的教授。不过,他回顾自己走过的路,发现洋墨水喝了多年,身上依然还保留着父辈遗传给他的文化底色,年龄越大,底色越浓,很多老人旧事常在不经意间就浮在眼前。他写李长之先生在“改造”时扫地的模样:“把扫帚抱在怀里,靠腰部的扭动带动扫帚,划出不大的一个弧,扫清不大的一片水泥地。”这让人想起《阿Q正传》中阿Q和小D打架的场景:“四只手拔着两颗头,都弯了腰,在钱家粉墙上映出一个蓝色的虹形……”在俞宁的脑海中,这样的画面一定很多,譬如,他当学徒工时的师傅,做研究生时的老师,还有让他念兹在兹的父亲“俞师傅”和朝夕相处的“启大爷”……他们的一句话,一个眼神儿,一个动作,哪怕当初叫他难堪,很不高兴,而今,“却话巴山夜雨时”,又会变成一种温馨的记忆。他说自己渐入老境,更加理解了父辈们的教诲。他们教过的知识,他们的人生经验,岁月压不住,记忆抹不去,就像江河长流,不时会翻卷出来。他想,现在已摆脱了“两方面都是‘半吊子’的尴尬境界,有了独到的心得”,是可以表而彰之,让更多的人去品味,去领悟。纪念文集中收录的《元白先生论元、白》《论诗兼论人》《吾师“周公”》等,就是这些记忆的片段,具体而微地展现了上一代学者的文化风貌,也给作者回归中国传统、认真研读唐诗提供勇气和智慧。这些文字,干净平实,没有旁征博引,没有装腔作势,有的只是“老老实实地详解唐诗”。他说,这样做,有点像回头的“学术浪子”。言下之意,是千金都买不来的。

我就是在他回头的某一时刻,与他萍水相逢,结成君子之交。我学无所长,没有他那样学贯中西的渊博和漂洋过海求学讲学的经历,但成长的大环境,约略相似。从叙述中知道,他1971年初中毕业,两年以后到房管所做学徒工。我晚他三年,1974年初中毕业,本应下乡。后来北京部分中学恢复高中教育,在插队和读书之间,我选择了后者。《唐山地震四十周年引起的回忆》也有我的记忆。1976年7月28日地震时,他参与编辑《抗震救灾快报》,刻蜡版,推油墨辊子。这些活儿,我们都干过。地震那天,我正在初中插队同学所在的那个村子体验生活,还梦想着当作家呢。地震把我困在了村里。那一年,大事连连,周恩来、朱德、等伟人去世,唐山大地震,各种的惊心动魄。还没有回过神儿来,粉碎“四人帮”的喧天锣鼓,又把我们送到广阔天地,成为新一代的农民。

回想起来,我们这一代人,先天不良,后天更不足。虽然没有经历上一代人的种种苦难,确实也虚度了许多时光。学工,学农,学军,进工厂,扛过枪,下过乡,有过欢乐,有过迷惘。恢复高考,我们终于抓住读书的机遇,拼命苦读,不分昼夜,如饥似渴。当我们抬起头眺望的时候,突然发现已接近老成。俞宁教授说,他花甲之后开始尝试撰写回忆文章。这些年,这类文章特别多,立场不同,风格各异。我更喜欢汪曾祺那种学者散文风格,隽永温润。俞宁教授的文字正是我喜欢的那种,回归本色,气定神闲。他提出让我作序,我几乎不假思索,就贸然承诺下来。这些天,借着疫情禁足的机会,我随着俞宁教授的笔触走进岁月的隧道,看到很多熟悉的人物,熟悉的场面,以致夜不能寐。

北京的疫情还在胶着,但已看出曙光。读罢俞宁教授的《忆师恩》,我的思绪也逐渐散淡开来。我要努力像俞宁教授那样,早日走出户外,沐浴新春阳光,放慢脚步,缓之而行,让生活充满诗意,让记忆画满色彩。

是为序。

2020年3月5日草于爱吾庐


试读章节



母亲与“抖须”

 

我从2016年暑假开始重新用汉字写文章,没想到一发而不可收,竟写了二三十篇。2020年暑假开始,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准备暂时封笔。干什么吆喝什么。我一个教英文的,不能一味写汉字文章。没想到此时《南方周末》约稿,题目是“影响我深的三本书”,触发了我的回忆,竟然引我“破戒”。

要说影响我长久的,当数唐诗。我四五岁的时候,母亲从韶关的外婆家把我接回北京。外婆送我们绕过一个水塘,母亲弯下腰对着我耳朵说:“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阿婆送我情。”回到北京,夏夜院子里,坐在父母中间乘凉。那时的市中心还有萤火虫飞来飞去,我用大蒲扇去拍打,扇出的风让它们飘得更远了。母亲说:“轻罗小扇扑流萤。”从湿热的广东来到北京,我能体会“天阶夜色凉如水”的滋味。对我来说,唐诗不是一本书,是一种声音——母亲的声音,清柔如暑天的微风。父亲问我:“你怎么把‘扑(pū)流萤’念成‘瀑(pù)流萤’呢?”我说:“‘扑流萤’不好听,‘瀑流萤’好听。”父亲摇摇头,说:“怪来哉!‘扑’是入声一屋。仄平平。”我一头雾水。唐诗不是书,是一个谜——父亲的谜,神秘如夏夜的流萤。

我的生日比法定开学日期晚九天,要再等上一年才能入学。母亲不甘心。她领着我到大翔凤小学,从校长室到教务处到教室,走了好几个地方,游说老师们:“这孩子怪,没人教过他汉语拼音,他自己就会拼。”说罢让老师随便指个什么东西,然后让我拼出声母和韵母:之喔桌,依蚁椅,吃汪窗,喝雾户。校长和教务主任点了头。出了校门,母亲嘱咐我,上了学不能和小朋友打架,要好好“抖须”。我在外婆家,听不懂外人的广东话,听得懂家人的湖南话。

抗战期间母亲在重庆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语专修科读书,胜利后跟随她的老师魏国光先生到台湾推行国语,普通话极标准。那天她故意用家乡话把读书说成“抖须”,是为了一番紧急的学前教育:“你看蟋蟀平时抖动它的长须,多威风、多漂亮!再看它打架时张开大牙,与对手掰来拧去的,多暴力、多难看!你上学以后不要做难看的事情。”我们住的那条胡同叫大翔凤胡同,那里的学校叫大翔凤小学。我知道,那原来叫“大墙缝”胡同,有人嫌它不好听,改成了大翔凤。我想,我要真是母亲所说的蟋蟀,那么“大墙缝”倒是我应该去的地方。加上她领我奔走求情,让我感到爬进“大墙缝”“抖须”是费力气争来的机会,很宝贵。

于是我就努力认字,为了早点儿“抖须”。到了二年级的寒假,我在课里课外认了不少字,趴在旧沙发上竟读完了一本大约二百页的“厚字儿书”,叫作《蔺铁头红旗不倒》,而在那之前,所看的都是我们叫作“小人儿书”的连环画。因为是本,所以印象特别深。不知道为什么,它影响我深的,不是书里写的战斗故事,而是书里没写、我想象出来的那个孤单的、趴在箱子上的人。这使我早早就懂得,读书与写书,都不是凑热闹的事。还有一件得意的事,是连我哥哥都不认识的“蔺”字,我却认得。

我所读的第二本影响深刻的书是《儒林外史》。我对周进的理解与同情,远胜于对范进的叹息与摇头。但一部大书给我震撼的,竟是那些不惹人注目的小人物。比如芜湖甘露庵里的老和尚,见诗人牛布衣客死他乡,不但在他柩前念“往生咒”,而且忙碌着“煮了一锅粥,打了一二十斤酒,买些面筋、豆腐干、青菜之类到庵”,请众乡邻一起祭奠牛布衣。他说:“出家人不能备个肴馔,只得一杯水酒,和些素菜,与列位坐坐。”众人答道:“我们都是烟火邻居,遇到这样的大事,理该效劳。”于是老和尚请了吉祥寺八众僧人替牛布衣拜了一天的《梁皇忏》。自此之后,老和尚早晚课诵,开门关门,一定到牛布衣柩前添些香,洒几点眼泪。小人物里有真君子,无论出家的还是在家的,都让我闻到了一股生活本身的“烟火气”。

还有开香蜡店的牛老爹和间壁开米店的卜老爹,他们日常的交往寒素而温暖:“卜老爹走了过来,坐着说闲话。牛老爹店里卖的有现成的百益酒,烫了一壶,拨出两块豆腐乳和些笋干、大头菜,摆在柜台上,两人吃着。”我十四五岁时读到这里,无来由地觉得这样的温情小酌,远胜大观园里“饕餮王孙应有酒,横行公子竟无肠”式的狂欢豪宴。他们经营小本生意,勉强度日都难,却肯互相帮衬着为孙子、外孙女完婚。卜老爹说:“一个外甥(孙)女,是我领来养在家里,倒大令孙一岁,今年十九岁了,你若不嫌弃,就把与你做个孙媳妇。你我爱亲做亲,我不争你的财礼,你也不争我的妆奁,只要做几件布草衣服。况且一墙之隔,打开一个门就搀了过来……”我看到小人物在生活的重压下仍然保持了一种素朴的尊严,在窘困中尽力安排自己的生活。其言行举止,无意中流露出人性温柔的光。可惜牛老爹的孙子牛圃郎不学好,把“三讨不如一偷”之类的奸诈当作智慧,“捵开”老和尚的箱子,偷出已故牛布衣的诗集,冒充牛布衣到社会上招摇撞骗,作廉价的“名士”。我在学校里、社会上听到很多“做人要诚实”的说教,但都不如这段故事有效。我不能骗人,不能像牛圃郎那样对不起他祖父那温柔敦厚的人品。

1978年,我考上大学,成了英语专业的学生。三年级时来了一位美国教授“老白”(Eric White)。一天他把一本书扔到我课桌上,说:“宁,你翻翻(thumb it through),如果喜欢,咱们抽印一部分,作课本。”我一看,是Walden and Other Writings(《瓦尔登湖和其他作品》),美国十九世纪作家梭罗写的。我这一翻可不要紧,好像找到了文学的新大陆。没翻几页,我就不由自主地朗诵起来:“近来哲学教授多得很,哲学家却一个没有。现在我们羡慕授课,因为过去我们曾经羡慕生活。作为哲学家,仅有微妙的思想,甚或建立一个学派,都是不够的;应该热爱智慧,并按照智慧的吩咐去过一种简朴、独立、大气、信任的生活。”①我少年时跟父亲读《论语》,曾经非常崇尚“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那种高风崇义。现在读了梭罗的话,大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后来还发现他从法文译本里读到孔夫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段话,不知是法文译者的主意,还是梭罗本人的“妙计”,总之,英文译本是用哥白尼名言代替了孔夫子的语录:“To know that we know what we know, and to know that we do not know what we do not know,that is true knowledge.”我试着把它再译回中文,感觉颇为好玩:“知道我们知道我们所知道的,也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这才是真知。”这种奇妙的语言变化,把一个伦理学陈述,变成了一个认识论的陈述;把孔夫子的话用哥白尼的话来替代,而读者又不能说它完全错误,使我初次感受到语言学习和文化交叉的深层乐趣。

梭罗关于读书的论述也让我心生喜悦:“文字是精美的文物……它是贴着生活近的艺术品。”而经典作品的著者“在每个社会里都是自然的、无法抗拒的贵族”。他提倡读者读书应该像著者写书一样的认真而慎重。好的书房不是大学的图书馆,而是他在树林里自己搭建的木屋,因为不用交学费,不用付租金,成本,因此干扰少、精力为集中。读书是精神上的新生。他挑战性地设问:“有多少人能够用读了某一本书来记录自己生命又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呢?”我因此想到了《礼记˙大学》里的名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正是因为读了梭罗,我才心里打定主意,此生不妨在研读英美文学中度过。同时产生了到瓦尔登湖游游泳的想法。若干年后,我带着儿子横渡瓦尔登湖的时候,忽然产生了幻觉,仿佛在我身旁奋力划水的不是十四岁的男孩,而是四十岁的梭罗。古人说“一个人不能两次涉足同一条河”,但我觉得托我浮起的那湖清水,也曾承载过梭罗简单明快的思想:人生本不复杂,我们把它极简化,是为了把只有一次的生命用在我们觉得有意思的地方。

1982年徐迟先生翻译的《瓦尔登湖》出版了。我买了一本送给母亲。她反复阅读,在上面画了许多着重的横线,并在扉页写了几句话:

 

兀兀不修善

腾腾不造恶

寂寂断见闻

荡荡心无著

 

我问她什么意思。她说:“参。”我参不透,也不太在乎。反正在参透之前,我还可以继续“抖须”。参透以后是不是就不“抖”了呢?那也未必。

老白教授离开中国的时候,把那本书送给了我。我至今还保存着。我每次教十九世纪美国文学课,一定用它,绝不新买一本。它现在卷边破角,看上去像一只疲倦的老狗。但我把它看得比鲁迅那只“金不换”毛笔还珍贵。狗是人类忠实的朋友,这本老狗似的旧书,是我心爱的伙伴。老白在科罗拉多大学英文系教书,我在西华盛顿大学英文系教书。我们联系不多,也没断。他知道我还在“抖”着他当年送给我的“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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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他当学徒工时的师傅,作研究生时的老师,还有*让他念兹在兹的父亲“俞师傅”和朝夕相处的“启大爷”……他们的一句话,一个眼神儿,一个动作,哪怕当初叫他难堪,很不高兴,而今,“却话巴山夜雨时”,又会变成一种温馨的记忆。——刘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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