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寄堂丛谈——新文学论说集》是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专题研究论集，对鲁迅的《狂人日记》、茅盾的《春蚕》和《子夜》、柳青的《创业史》、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和格非的《望春风》等小说有别开生面的解读；对冯至、刘梦苇、老舍、废名、何其芳、钱锺书、卞之琳、吴兴华及朱英诞等人的诗文及相关文献，也有独到的发掘和精细的解析。
作者介绍
解志熙，1961年10月生于甘肃省环县，文学博士，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著有《生的执著——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文学史的“诗与真”——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集》《文本的隐与显——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稿》等。
目 录
蒙冤的“大哥”及其他
——《狂人日记》的偏颇与新文化的问题
“毛戴”是否影射毛泽东？
——《章秋柳：都市与革命的双重变奏》之疑义
“疑义相与析”
——“毛戴”到底是什么意思？
茅盾创作的“莫须有”之过
——关于《子夜》和《春蚕》的通信
一卷难忘唯此书
——《创业史》第一部叙事的真善美问题
经典的回味
——《平凡的世界》的几种读法
乡土中国的文学纪传
——《望春风》漫谈
夏夜读书记
——青年作家作品阅读札记二题
小说之大说
——在“青年作家工作坊”的发言
承担生命 执著文学
——冯至的创作与学术纪略
意外的收获
——刘梦苇诗作拾遗记
童真与世故的对立
——丰子恺散文二篇解说
《几个小意见》及其他
——老舍的一篇佚文和抗战文艺的几则史料
何其芳佚文三篇辑校
何其芳的变与不变
——关于三篇佚文的辑校附记
艺文有奇传，只怕想当然
——《宋淇传奇》的吴兴华章订误
“采薇阁”外论诗人
——朱英诞的迷盲与现代派诗的问题
《“蝗灾”》及其他
——穆旦散文译文拾遗
陈敬容散文诗二首解读
任慧眼不如多用心
——关于读诗的通信
新诗律问题的再商略
——十二封谈诗书札
永远的塔
——《黄土地札记》序
独立高原自咏思
——《闲适小品》序
农谚的宝库 务农的指南
——《四季观风云》序
最关情处是故乡
——《捞柴》序
探寻“中国特色的新诗”
——马正锋博士论文序
严肃认真地为人与为学
——冯至先生110年诞辰纪念会上的发言
博学于文 行己有耻
——杨绛、钱锺书先生的两封信及其他
为了告别的纪念
——《陈涌纪念文集》与一种文艺运动的终结
难得是认真
——悼念赵明先生
进退辩证法
——挽孙中田先生
“观人于微而知其著”
——我所见到的王富仁先生
真正的问题不在“西式论文”的形式
探寻文学行为的意义
——基于文献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
虚荣时代的学术守望
——《文学评论》创刊六十年随感
清华园里谈读书
——洪子诚、解志熙对谈
书信背后有故事
——评龚明德的民国文人书信研究
后记
试读章节
对《平凡的世界》最常见的读法，当是把它视为一本励志之作。这种读法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平凡的世界》最吸引人之处，即是它非常真切地写出了乡村知识青年艰苦卓绝的个人奋斗史，而这一点显然具有普遍的“励志”意义——我猜想，清华校长把它赠给大学新生读，很可能就是看中了这部小说可以作为当下年轻学子们的“励志”书吧。对此，我也深有同感。事实上，我自己就是从那时的中国乡村走出来的“知识青年”之一，并且我的家乡陇东庆阳地区，和路遥所写的陕北延安地区，虽然分属陕甘，但两地距离是很近的（其实我的家乡庆阳在康熙八年之前就归属于陕西行省），革命年代的两地也同属于陕甘宁边区，其间的地理条件、生活样式、风俗习惯以及方言土语几乎别无二致，所以我读此书的叙事更是感同身受。 说到乡村知青，现在的年轻读者很少注意到，在十年文革时期的中国有一个很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国家取消高考，阻断了广大知识青年的上进之路，而另一方面则是中小学教育的空前普及，大大惠及了农家子弟，农村由此积累了大量受过中小学教育的回乡知青，当然，同时还有一批又一批的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被称为“插队知青”。这两部分“知青”，后来事实上成了三十年来的“新时期”中国社会的顶梁柱。这里单说所谓“回乡知青”。 “回乡知青”的优秀分子大多具有两方面的精神特性。其一，作为农家的优秀子弟，他们普遍秉持着来自乡土社会的质朴踏实、善良仁义、自尊好强、富有责任心等优秀品格，这其实是来自父老相传的儒家里仁传统和来自革命精神传统的合和熏陶之所致，所以他们总是像柳青的《创业史》里的好人梁生宝一样，从小就自觉不自觉地很“学好”——学做好人，学做仁义善良、自尊尊人、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好人。此处顺便纠正一个流行的误解：在近三十年关于“十年动乱”的文革叙述中，那时的中国似乎是权力横行、民不聊生、斗争整人、不事生产、一塌糊涂，其实不尽然，至少在那时的乡村社会，来自儒家文化的老传教和来自革命文化的新传统之结合，仍然有效地维系着乡土中国的社会、人际和家庭关系的基本秩序和基本公正。此所以作家王安忆作为一个插队知青，后来在其叙写乡村生活的著名中篇小说《小鲍庄》里，真实地叙写了一批仁义善良的乡村父老和乡村干部形象，而其中最动人的是十岁的小孩捞渣，他自幼就仁义善良、怜贫惜弱，当他为救一个孤寡老人牺牲后，来自官方的评价是把他树立为优秀的“革命少年”典范，而乡村父老则众口一词地称赞他是个“仁义”的孩子。其实这两种评价并不矛盾，原因就在于即使在十年文革的岁月里，乡土社会自觉不自觉地把来自儒家的仁义老传教和来自革命的助人为善为乐的新传统结合为一体。乡村知青普遍葆有的自尊自强而又仁义善良的品格，归根结底就来自这老传教与新传统的合和之哺育。其二，这些乡村青年在村队、乡镇和县城一步步接受文化教育，既学到了知识，也扩大了社会视野，并具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意识，尤其对城乡的差别体会深刻，他们因此特别向往乡村之外的世界，尽管他们在毕业后不得不回乡，但对外面世界的向往、改变自身以至家庭命运的念想特别强烈，成为不可压抑的生活追求和人生动力，其坚韧和强劲是城市知青不可比拟的。只要合适的时代来临，乡村知青通过个人奋斗改变个人命运以至家庭命运的冲劲和拼劲，就会喷薄而出、不可遏止。而上述两方面特点的结合，则既会使他们的个人奋斗格外地强劲和坚韧，又会让他们在个人奋斗中保持仁义与道德的底线，从而显现出特别的光彩。 《平凡的世界》里的乡村知识青年个人奋斗故事的独特魅力正在于此，而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则是其中的典型人物。这兄弟俩出自贫寒的农家，但这个贫寒之家却有着良好的家风，仁孝、正直、厚道、有骨气，也渴望家庭能在文化上翻身，所以他们的父亲孙玉厚竭尽全力支持其两个儿子和小女儿上学。哥哥孙少安十三岁高小毕业后，因为顾念到家庭的困难，自动放弃了上中学，回家帮助父母支持家计，而正因为有他的自我牺牲和坚定支持，弟弟孙少平才得以完成中学学业。孙少平当然也深知家庭的艰难、父兄的不易，所以特别珍惜这难得的进城上学的机会，不仅完成了学业，而且开阔了视野，为了拯救家庭，他也更渴望走出家乡、到外面的世界闯一闯、争取更好的发展前途。算来，孙少安应该是在文革前夕读完高小——在那时的偏远乡村，到过公社读完高小的人，也算是少有的“读过书见过世面的人”；孙少平则是文革后期在县城那样的“大地方”读完中学，视野更宽、心劲也更大。总之，作为乡村“知青”的两兄弟既继承了良好的农家传教又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两者的结合使他们特别有心劲、渴望成为“有出息”的人，这为他们后来的个人奋斗奠定了思想基础。 当然，由于两人在年龄上的差异和在家庭里位置的不同，孙家哥儿俩的性格和奋斗目标也有所不同。作为长子的孙少安，所承受的生活压力和家庭责任更早也更大，这促使他早熟，所以他十三岁就自动停学回家、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小小年纪就成了家里的“主事人”。他的勤劳、正直、谦虚和做事有头脑，使自己很快在乡村出了头，被选为生产队长，成了大队支书田福堂的潜在竞争者。务实和理性是孙少安的性格特点，他当然也有年轻人的感情和理想，但这一切都被务实的理性所支配，为此他付出了很大的个人代价、做出了感情上的牺牲，但他知道他必须这样做，他和他的家庭才不致出麻烦。所以，孙少安不得不忍痛割断与田润叶的爱情，而果断地选择与外乡女子贺秀莲结婚。在生产队的事务上，孙少安也谨慎地不与支书田福堂直接对抗，可瞅准了时机，他也会大胆地在自己的生产队里秘密试行包产到户。而一旦认清了世事、看准了社会的方向，孙少安便成了石圪节乡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开办了自己的小砖厂、后来又承包了乡里的大砖厂，终于实现了发家致富的梦想。但孙少安的人生理想始终局限于在乡里出人头地，对弟弟孙少平走出乡土的追求则不能理解。
孙少平是次子和弟弟，承担的家庭责任要比哥哥轻些，而得益于父兄的支持，他能到县里上完中学，上学期间还曾经到地区那样的“大地方”参加文化活动，算是见过了“大世面”。这样的社会视野和知识基础，使孙少平比哥哥有更高更远的追求，而不再满足于在乡土社会里出人头地。向往外面世界的“闯劲”和不满足于衣食无忧的精神追求，是孙少平的性格特点，所以他不愿在哥哥的砖厂帮忙，而宁愿外出去打工；父兄对家庭责任的承担，也使他免除了后顾之忧、可以有更大的自由去追求个人的理想和发展。于是他抓住一切可能的机遇、成功地一步走出了乡土——先是在原西地区当打工仔、然后果断地把户口迁移到地区附近的乡村、最终瞅准机会到煤矿当了工人。煤矿工人虽然是危险的职业，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仍是让乡民们羡慕不已的“国家人”。像孙少平这样毫无背景的乡村知青能走到这一步，既是他个人艰苦奋斗的结果，也得益于社会体制的松绑，他在这一过程中的打拼之苦辛和成功之喜悦，不是一般城里人所可想象的。并且孙少平的追求也不限于一己的安乐——即使在打工和当矿工的艰苦生活中，他也始终没有放弃好读书和爱思考的习惯。这种超越一般矿工的精神气质，也必将有助于孙少平今后的进一步发展，而不会终身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矿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