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香水》作者聚斯金德回归纯真之作。
《纽约客》御用画手、法国国宝级插画大师桑贝经典配图。
写尽凡俗人生的伤感与告别童年的无奈，颠覆严肃文学的认知。

内容简介

“我”是一个普通的小男孩，上学，爬树，骑车，幻想着朦胧的初恋，害怕严厉的钢琴教师，常常觉得自己会飞。“我”的邻居夏先生是个“怪人”，沉默地拄着拐杖，背着空空的行囊，没有目的地奔走不休。我们之间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次接触，但这个敏感易怒、行色匆匆、似乎总在忍受痛苦的身影却构成了我童年生活中一抹幽暗的底色。某天，他在“我”的注视下走向湖心，告别了这个始终令他惊恐万状的世界，而我也就此挥别了纯真无邪的童年时代。

作者介绍

帕特里克•聚斯金德（Patrick Süskind），德国当代知名作家。他的处女作《低音提琴》于1981年9月在慕尼黑首演，至今仍常演不衰。1984年，聚斯金德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香水》，出版后轰动了德语文坛，后被译成多种语言。他还著有中篇小说《鸽子》，《夏先生的故事》及其他一些非虚构作品，在当代德语文学界具有显著的影响力。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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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代序|

一段并不轻松的童年回忆

童年，总是和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等美丽动听的词句联系在一起，有关童年的回忆自然也往往充满了孩提时代那色彩斑斓、童趣盎然的画面，使人心潮激荡，让人浮想联翩。然而，德国著名畅销书作家帕特里克•聚斯金德在小说《夏先生的故事》里展示的一段主人公的童年回忆，却让那富有诗情画意、略带怀旧伤感的字里行间多了一份作者对人生世界深沉的思考和独特的理解。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一部《香水》一下香遍了全球并流芳至今的聚斯金德，在1991年推出了《夏先生的故事》这本小书，当时距其上一部作品《鸽子》的发表已经过去了四年。沉寂了如此长时间的他，一反其以往奇幻怪异的创作方式，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向人们娓娓动听地讲述了一个情节简单、内容平凡而且年代并不久远的当代童话。书中的“我”是一个住在农村的毛头少年，粗泛读来，使人觉得仿佛他是作品的主角，一切故事情节均围绕其遭遇展开。“我”从小就爱爬树，喜欢在树上学习、嬉戏，几乎到了以树为友、以树为家的地步，因为树上超尘拔俗，远离世间的喧嚣和人生的烦恼，让人神清气爽，身心舒畅。就连决定“告别人世”的地点时，他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与自己的生活密不可分的参天大树。此外，朦胧的初恋，学车的故事，练琴的经历，纯真无邪的心理，喜怒哀乐的童趣，通过作者生动形象的描写，跃然纸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倘若没有夏先生的出现，这本书会成为一篇追思儿时往事的精致小品。而恰恰因为有了这位容易被人忽视却又的确叫“我”终生难忘的“怪客”，使人感受到这部作品思想内涵的分量，领悟到作者的匠心所在。夏先生同“我”的几次不期而遇，恰似一条红线贯穿全书，给作品的主题定下了基调。虽然作者对这个“幽闭恐怖症”的患者未作浓墨重彩的描绘，但寥寥数笔点睛的刻画，则把一个性格古怪、行为离奇的“独行者”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眼前：冬天，他身披一件又长又宽且特别僵硬的黑色大氅，脚蹬一双胶皮靴，光头上扣着个红色的带穗线帽 ；而夏天—一年四季中夏天对夏先生来说是最长的季节，也许正因为如此，作者特意给他安了一个“夏”的姓名—夏先生则戴一顶缠着黑布带的扁草帽，穿一件酱色的衬衫和一条相同颜色的短裤。有两件东西是和他春夏秋冬形影不离的，其一是拐杖，其二是背囊。对夏先生的身世，作者没作详细的交代；而对其外貌的描写也仅限于“短裤下和登山靴上光裸着的一节爬满青筋的白腿”以及一双“睁得贼大且呈惊恐状的眼睛”。书中的夏先生由于“患病”，不得不满世界乱跑，不知疲倦地奔波，既无明确的目的，也没特别的需求。最后，如同当初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样，他又莫名其妙地消失得无影无踪。

《夏先生的故事》一书，没有曲折复杂的情节，更无紧张刺激的悬念，甚至可以说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有头有尾的完整故事，而只像一段借孩童之口平铺直叙地道来的回忆。然而，悉心研读此书后人们便会发现，作者正是在这清淡如水的叙述中倾注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某种强烈的追求与渴望。擅写奇人怪事，惯于荒诞构思的聚斯金德，这次将奇崛、深情的笔触落在了夏先生“不停奔走”这一反常的行为上。尽管小说中的时代背景已被淡化，但人们隐约可以判断出，故事应该发生在德国“经济奇迹”之后的黄金岁月，当时经济景况空前繁荣，物质生活日益优裕，一切似乎已发展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可是这种功利社会也给人们的精神和心理上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和负担，使人深陷其中，难以自拔。作者借“我”之口，直言不讳地抱怨道：“总是必须做什么，应该做什么，要是不怎么，那就会怎么..没完没了的期求、要求、务求:去做这事！去干那事！别忘了那事！这事你解决了吗？你去过那儿了吗？你为什么现在才来？..无穷无尽的压力、困扰..这些表述极为典型地暴露出现代人内心的烦恼和痛苦。于是，作者便作了这样的设计，让夏先生在一个到处是苛求和束缚的世界里，只能通过长年累月从不间断的户外奔走来求得自己的生存。他在奔走中逃避这人间的烦恼，远离这尘世的纷扰嘈杂; 他在奔走中追寻并享受自己的一分自由，获得与世无争的安宁 ；他在奔走中拒绝时尚的诱惑，对抗功利社会的种种制约。正是对这种独特的生存方式，聚斯金德寄予了发自内心的深切同情和真诚期望。因此，即使在夏先生最终告别人世走向湖心时，作者仍让他昂首挺胸，视死如归。

从聚斯金德的几部作品中不难看出，作者对孤独寂寞的人生持有一种推崇赞赏的态度，无论是《低音提琴》中的不得志的艺术家，还是《鸽子》里的神经有些错乱的银行看守，或者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夏先生，所有这些角色都不愿与世俗为伍，宁可做与时尚潮流忤逆而行的“圈外人”（Aussenseiter），在自己与众不同的狭小的空间里得到自由与安宁。尤其在《夏先生的故事》一书里，人们可以发现许多聚斯金德本人经历的影子:书中描绘的湖光山色显然就是作者出生地—德国巴伐利亚施塔恩贝格湖地区的景致，聚斯金德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学童时代，而且还正儿八经地学过钢琴。功成名就后，虽说他仅靠《香水》一书就拥有了上千万马克的收入，可自己却选择了一处偏僻的村落，常年隐居在陋室小屋之中。每当新作出版问世时，聚斯金德便提前溜之大吉，消失得无影无踪，以躲避媒体的喧哗炒作。而借夏先生之口发出的“求你们闭闭嘴，别再打搅我行不行！”的呼喊，实际上也正是聚斯金德发自
肺腑的心声。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夏先生的所作所为也就是作者本人理想和憧憬的真实反映。

在当代德语文坛上，聚斯金德文学创作的产量虽不高，作品的篇幅亦不大，但其深邃的思想含义，耐人寻味的故事情节，隽永的寓意和精湛的文笔，却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夏先生的故事》出版时，德国人将其归为严肃文学作品，而法国人则把它当作少年儿童读物。那么中国读者又将如何接受这本小书呢？—或许见仁见智吧。

—译者

试读章节

1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都已经过去好多年，好几十年。那时候，我还是个喜欢爬树的孩子，个头一米挂零，脚穿二十八码的鞋，体重轻得简直可以飞起来—嘿，这可不是吹牛，我那时真的能飞起来，或者说起码几乎能飞起来吧，说得更准确点，当时我要是真的打定主意而且动真格地去试试的话，那要想飞起来的确也就是我自个儿可以做主的事了。因为我至今还清清楚楚记得，自己曾经有一回就差那么一丝就飞起来了。那是在秋天，当时我刚上一年级。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突然刮起了一阵大风，风力大得连我不用张开双臂就能像高台跳雪运动员一样迎风斜立着，甚至比他们还斜，却不会栽倒。于是，我便逆风而跑，越过草地，从位于村外小山岗上的学校一直往下飞奔。我只是略微用脚点点地面并张开两只胳膊，风就把我抬了起来，我可以毫不费力地一蹦两到三米高，一步跨十到十二米远，当然，也许没这么远，没这么高，可这又有何妨呢！反正我差不多是飞起来了，而且当时我只需把外套的扣子解开，用手抓住两侧的衣襟，就如同伸开了一对翅膀，那样的话风会全力把我吹到空中，我就可以轻盈地从学校的山岗上朝下飘过山谷洼地来到森林上空，然后又越过森林飞向我家附近的那座湖，我的壮举将会引起父亲、母亲、哥哥、姐姐的万分惊奇，他们都太老、太重，飞不起来了。然后我在家院的上空来一个漂亮转弯，以便掠过湖面，直飞到差不多快到对岸时再缓缓地随风飘回，到家时还来得及赶上吃中饭。

可是我没有解开外套的扣子，也没有真的腾空而起，这并不是因为我害怕飞起来，而是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怎样、在哪儿和究竟是不是还能再落到地面上来。我家门前的台阶太硬，院子又太小，湖水则太凉。上天是不成问题的，可要再着陆就难了。

上树跟这也是同一个道理:往上爬可以说是没问题的，你盯着眼前的树枝，在攀援登踩前先用手抓住试试，看看它结不结实。可下树时你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在找到一个牢靠的下脚处之前，只能拿脚在下面的枝桠丛里一阵瞎捅。而这落脚点恰恰又经常不牢靠，要么朽烂疏松，要么潮湿打滑，其结果往往不是一脚踩滑人朝下溜就是树枝断裂人往下掉。如果你这时没用两手抓紧树枝的话，那就会完全按照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四百年前发现并至今仍然有效的自由落体定律，像块石头一样直落地面。

我最惨的一次坠树事件就发生在这第一学年。那是从一棵银枞四点五米高的地方掉下来，其过程与伽利略第一落体定律吻合得分毫不差。该定律指出，物体坠落的距离等于重力加速度乘以时间平方再除以2 ( s = 1/2g•t2 )，根据这一公式计算的结果是通过该距离所需的精确时间为0.957 826 2秒。这可是一段极其短的时间，短得比从21数到22还快，不瞒您说甚至比好好地数一个21还短！事情发生得太快，搞得我既没能张开双臂，也没有解开衣服当降落伞用。说实话，就连我拥有会飞的本事因而原本不必掉下去的救命念头都没来得及想起，因为在这0.957 826 2秒里我已无法再作任何思考。当时，我根本还没弄明白自己是从树上摔下来了，就已经按照伽利略的第二落体定律：速度=重力加速度×时间 ( v = g•t )，以每小时超过三十三公里的速度咚的一声躺在树下的地面上了。这一下摔得之重，以致我的后脑勺竟碰断了一根胳膊粗的枝干。造成这一效果的力量被称之为重力。它不仅把世界从最内核处凝聚在一起，而且还具有一种用野蛮的暴力将一切不论是大还是小的东西吸向自己的复杂特性。只有我们呆在母亲的肚子里或潜入水下游泳时，似乎才能摆脱它的束缚。连同这些最基础的知识，我脑袋还从这一事件中得到了一个大包。这个包几周后消退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总觉得随便什么时候只要天气一变，起包的那个地方就会有种特别的痒痒和跳动，尤其是在快要下雪的情况下。而在差不多四十年后的今天，后脑勺成了我十分灵验的晴雨表。我甚至可以比天气预报还准确地判断出，明天是下雨还是下雪，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压顶。同时我还相信，我新近得的某种头脑昏乱和神思恍惚就是那次银枞树上栽下来的后遗症。比方说我现在越来越难做到讲话不离题，越来越不会简洁明了地表达某种思想。假如我要讲述一段类似今天要说的这个故事，那就得像上刀山下火海般地强迫自己小心谨慎别丢了话头，否则的话我就会离题万里，到末了连自己是从什么地方开始说的都搞不清楚了。

……

天晓得我怎么会在这儿大谈什么飞翔啦、爬树啦的鬼事！唠叨什么伽利略的落体定律和让我神志紊乱的后脑勺晴雨表效应！而我本来要讲的完全是另外一码事，只要能这么说的话，那应该是一个关于夏先生的故事，因为其实也没什么正儿八经的故事可言，而只是有这么个怪人，他的人生之路—或者说得更准确点应该是他的漫游之路，有几次竟与我不期而遇。不过我最好还是从头说起吧。

在我还爬树的时候，我们村里有个—或者确切点说不是在我们下湖村，而是在邻近的上湖村，不过这也无法分得那么清楚，因为上湖、下湖以及其它村子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村与村都是沿湖相连，无明显的首尾之分，恰似一条由花园、房舍、场院和小船库组成的细链..也就是说在这一地区离我们家不到两公里的地方有那么个叫“夏先生”的人。谁也不知道夏先生叫夏什么，是彼得还是保罗，是海因里希还是弗兰茨—克萨维尔。也许应该称呼他夏博士或者夏教授或者夏教授兼博士。总之，人们只知道他叫“夏先生”。也没有人知道夏先生那时是否有份工作，究竟有没有过工作或者曾经一度有过工作。人们只晓得夏太太有工作，是个做布娃娃的。日复一日，她天天坐在油漆匠施坦格迈尔宅第里那半截嵌入地下的家中，用羊毛、布料和锯木屑制作小孩玩的布娃娃，并每周一次把产品打成一个大邮包送到邮局寄出去。在离开邮局回家的路上，夏太太要挨个光顾杂货店、面包房、肉铺和菜摊，然后拎着四个塞得满满当当的购物袋回到家中，在此后的一星期里，她便足不出户，闭门造车。谁也不清楚夏家两口子是从哪儿来的。反正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这么来了，女的坐车，男的走路，打那以后这地方就有了他们。夫妇俩没儿没女，无亲无眷，也从未有过客人造访。

虽然大家对夏家夫妇俩尤其是对夏先生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但人们却有充分的理由宣称，夏先生是当时全县最最出名的人。沿湖方圆至少六十公里以内，无论男女老少甚至包括狗在内，没有谁不认识他的。这是因为夏先生长年累月总是四处奔波。他从早到晚没完没了地在当地东奔西走，一年到头没有哪天歇过脚。任凭风霜雨雪，也不管是烈日当头还是飓风将至，夏先生都是人在旅途。据凌晨四点下湖收网的渔民们说，他常常是太阳还没出山就离家，直到深夜月上中天才归屋，在这当中他已不知跋涉了多少征程。花一个白天的工夫绕湖一圈，大概有四十公里的路吧，可对夏先生来说根本不在话下。每天两到三次往返城里，一去一来二十公里，在他看来不过是小菜一碟！早晨七点半，当我们这些孩子迷迷糊糊地去上学时，会碰到早已上路好几小时的夏先生神清气爽地迎面走来;中午我们饥疲交集地放学回家时，夏先生又步履矫健地从我们背后超过。如果当天晚上我在临睡前朝窗外瞟一眼，很可能会看见夏先生那瘦削的身影从下面的湖滨大道上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