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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的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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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称:批判的文学史
商品编号:Z29888309
店铺:天添网自营
上架时间:2021-04-30 09:46:52

编辑推荐



本集收录张旭东新世纪以来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和文化思想论述的文章。通过对鲁迅、周作人、老舍、王安忆、莫言、金宇澄等现当代经典作家作品的阐释,探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象征”与“寓言”,新文学文学形式内部的价值革命和伦理革命,当代中国的史诗性“动作”在叙事和表象领域的“摹仿”,审美自律性、游戏性同历史叙事和道德批判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展现出在语言、形象、形式和结构空间里,以批评实践所进行的一场思想的挑战。


作者介绍



张旭东,纽约大学(NYU)比较文学系、东亚研究系教授,国际批评理论中心主任。曾兼任华东师范大学“紫江讲座”访问教授;北京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人文讲席教授(访问)、国际批评理论中心主任。中文著作包括《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作为精神史的80年代》《全球化与文化政治——90年代的中国与20世纪的终结》《我们时代的写作》《对话启蒙时代》《纽约书简》等。译有《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启迪》。编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传统与形式创意》。


目 录



序:文学认识 “统一场”理论及其实践刍议

第一辑 语言与价值:反思文学革命

启蒙主义“伦理自觉”与当代中国文化政治

——反思 《新青年》早期论述中的文化与国家概念

“五四”新文化的深层结构性转换:再论白话革命的历史意义

中国现代主义起源的 “名”“言”之辨:重读 《阿Q正传》

新文化的激进阐释学与传统的再发明:重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第二辑 新文学的自我与形式自觉

杂文的自觉

——鲁迅 “过渡期”写作的现代性与语言政治

“小品文”与社会个体性的建构:论周作人30年代写作的审美政治

作为现代寓言和政治哲学的 《骆驼祥子》

附录:重读鲁迅与中国文学批评的反思

——在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演讲

第三辑 当代性与文学史写作

“革命机器”与“普遍的启蒙”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语境与政治

哲学内涵再思考

当代性与文学史

文艺文化思想领域40年回顾(1972-2019)

附录:政治为文艺确立主体

——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7周年答《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第四辑 当代文学里的城市与自然史

上海的意象:城市偶像批判、“小文学”与现代性神话的消解

“启蒙”的精神现象学:谈谈王安忆《启蒙时代》里的虚无与实在 

“妖精现实主义”:莫言 《酒国》的叙事结构与自然史寓言

如果上海开口说话

—— 《繁花》与现代性经验的叙事增补

附录:语言、诗歌与时代

——关于当代中国文学的创造力的对谈


前  言



自序:文学认识“统一场”理论及其实践刍议

 

《批判的文学史》严格意义上并不是一部文学史著作,而是一组独立但彼此相关的文学批评、文学研究和文化思想讨论性质的论文合集。收录的文章都发表于新世纪,时间上接续了我第一本文集《幻想的秩序》(1998年香港牛津版;2002年篇目略加调整后由三联书店出版,书名改为《批评的踪迹》),但在研究范围、兴趣和方法上则有所深入和拓展。

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并不仅仅是一个专业分工,而是整个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生活和公共讨论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热点和最活跃的表达方式之一,其影响和辐射远远超过狭义的专业范围本身。随着九十年代市场化进程,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经济领域获得了的空前发展,文学议题则相对边缘化。 伴随大学文学教育的学科专业化发展,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也逐渐失去其公共性、思想性,而更多地成为一个知识“领域”。

其中“文学史”作为我国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的一个主要的研究范式和知识传承方式,本身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中国古代文学绵延不断的发展脉络和峰峦叠起的气象,镶嵌于其间的众多的经典、名作和流派,本身需要不断的梳理和传授,也许客观上有助于中国文学研究传统里“史”的格局。相对于西方希腊和近代科学研究乐于探究事物原理并将其概念化、理论化的倾向,传统中国学术一般也更注重材料、经验的传承积累和叙事性编纂,促成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往往乐于以史家眼光、笔法撰写自己的研究心得。近代和五四以来大规模翻译、学习西方文学,或许也催生了某种介绍、盘点、概括和评价作家作品、观念思潮的“文学史”写作雏形。

五十年代以来苏联式大学专业化分工训练体系,虽然在今天看来是粗放型的,但也许却适应建国初期人才和干部培养的需要。集体性写作或作为党史、国史在特定领域的脚注和贯彻的教材写作,连同相应的作家作品流派思潮资料整理、评价和“经典化”工作,也赋予“文学史”以某种学科基础的意义。此时初步定型的“文学史”研究和教学范式,不但基本上解决了如何把系统的专业知识信息“多快好省”地打包传授给学生的需要,也起到了统一认识、统一思想,统一趣味、统一阅读和意义阐释的作用。这种植根于特定社会文化制度条件和思想环境的学术传统,一旦确立下来,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代又一代学生和学者的认识论框架和学术合法性来源;成为他们具体学术工作、学术积累和学术认可的平台和承载,从而获得某种自身的生命和自我意识。自八十年代以来,即便是试图挑战和突破这种一体化学术形态和思想形态的讨论,往往也不得不在它的框架和体系内,打着“文学史讨论”的幌子进行。

这样的知识生产方式和训练体系自然既有其历史合理性,也有其历史局限性。在整个八十年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写作”一个基本样式,从个人情感、群体心理到伦理冲突、社会矛盾、政治改革甚至经济发展,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写作方式统统可以“介入”,仿佛文学的边界、思想的边界就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边界。这个理想的阶段尽管只是昙花一现,如今更多是作为怀旧的话题被人谈起,但其实在近代不乏先例。从法国启蒙运动的文学式和批评式写作(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德国浪漫派文学批评(施莱格尔兄弟、海涅),到十九世纪俄国文学批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执民族思想生活之牛耳、引领民族精神生活的风气和中心话题的现象比比皆是。在这种狂飙突进的时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以自身的创造性、迫切性和重大议题,一马当先地走在了“文学史”的前面,界定了日后文学史写作的材料、框架和内在理路。作为一个特例,从白话革命到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文化思想历程,则是通过“新文学”先驱和后继实践者自觉的文学史编纂和经典化努力,同时通过左翼文学批评和理论建设的艰苦探索和积累,最终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基础”的形式确立下来。这种工作虽然在“文学史”框架下取得了最为具体的成果,但就其参与者群体自身的文学经验、审美判断力、知识理论抱负乃至政治自觉而言,根本上讲仍然是思想性的、批判的、创造的。可以说,正是这种批评和研究的内在动力、这种内在于文学史研究的理论性和当代性,使得现代文学学科为建国后整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和模版。这样看,随着专业建制内去思想化、反理论和非政治化倾向的发展,现代文学“二级学科”对整个文学研究领域学科影响力日益下降,甚至用以“安身立命”的文学史范式本身也往往需要向文学以外的领域(学术史、思想史、印刷文化、物质文化等等)求助,也就不值得奇怪了。

回顾那些文学史和社会史上的特殊瞬间,可以看到它们都像闪电照亮夜空般昭示了文学、文学批评、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的基本问题和内在动机。比如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应该归属“审美鉴赏”(康德所谓的“判断力”)范畴,还是认知、分析和理解(康德所谓的“纯粹理性“)范畴? 就其非功利、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而言,也就其在感官、想象、形式和风格的自律和自由中暗合了必然和规律而言,文学和其他艺术样式一样,需要一种同它的本质相适应的体验方式和感受方式。这是作为美学或艺术哲学的文学鉴赏。与此同时,文学和艺术一样,又是一种复杂现象和复杂结构,包含了高度构思和提炼的人类精神劳动,因此需要一种专门的、经过长期训练的知识、理论、经验、方法、技能方能够被全面深入系统地把握。这就是作为科学的文学研究,包括实证层面、形式分析层面、文学社会学和历史编纂学层面。不过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活动范围,仍然大大越出了这两个人类官能范畴。

引入康德的“实践理性”范畴,即一般意义上的道德律令和道德行动,或可以为我们描述这个越出的范围提供一个思考的起点。此外,如果我们尊重近代政治本体论和政治行动的相对自律性和特殊性,则不妨把政治性在道德律令和道德行动之外单列出来。事实上,一般所谓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写作的思想性和社会价值,往往可以归结到它们的道德立场和政治性,后者决定了前者的倾向性、道德激情、社会参与或介入的程度、宣传鼓动色彩,也决定了它的时代性和历史性。文学作品、文学批评、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同这一系列时代的、道德的、价值观的、归根结底是政治性的因素的关系既深刻又微妙,深刻是因为后者构成了前者的“实践理性”和历史维度的内容,微妙则因为前者唯有保持自身审美或哲学上的独立性、自律性,也就说,通过把握好同自身道德和历史实质之间的距离,方能够受益于它而不是受制于它。

进入新世纪后,“文学批评”同“文学研究”的逐渐分离,后者在学院制度中的专业化、建制化,在相当程度上聚焦于“文学史”的研究和教学范式。但与此同时,如何在“文学史”写作和思考框架内保持同文学作品的“判断力批判”式的审美张力;如何相对文学现象和文学本体论保持一种具有理论性、方法论价值的、科学的分析和研究的严格性和系统性; 如何在审美范畴和纯粹认知范畴之外同社会历史的道德、价值和政治性议题保持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批判性互动,也就变成日益迫切的问题和潜台词凸显出来。

显然,在这样的问题视野里,作为一种专业训练方式和专业知识组织方式的“文学史”不能够、也不应该被要求承担起有关文学的总体性认识的所有方方面面的责任。然而,如果仅仅恪守某种“家法”而一味地回避源源不断地从文学的审美范畴、纯粹认知范畴和道德实践范畴生发出来的问题和挑战,“文学史”本身也将很快陷入孤立和枯竭的尴尬状态,因为“文学史”的“文学”基础和“史学”基础本身都不是第一性的,往往是未经“批判”的,因此是不牢靠的。它事实上依赖于作为约定俗成的制度和“行规”的中介、调和和“构建”而存在。对“文学史”理论和实践的反思,首先让我们看到文学史往往是更为基础性的文学阅读、文学分析、文学阐释和由此而来的意义的斗争之上的一种综合与串讲。因此狭义的、教科书意义上的文学史著作其实都不能算是“原创研究”,就其知识生产方式而言是一种衍生品或副产品。“文学史”写作样式的非本质、衍生、综合特点决定了它更多是一种专业信息资料汇编,虽然学者可以依托这样一个专业领域在特定历史和学术史氛围里设置其他的研究议题和话语实践。但如果“较真”的话,“文学史”写作的文学前提(比如文学史家对作品的判断能力和分析能力)和史学前提(比如“文学史”学者在史料搜辑、整理编纂和总结工作中,相对于专业史学家的“史实”和“史识”功夫)都是可以探讨和存疑的。最终,在文学的审美判断和纯粹文学认知的双重意义上,“文学史知识并不能够给我们带来对‘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满意答案”(保罗·德曼),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史”和“论”的矛盾。

如此而来,“文学史”这个表面看起来天经地义、不容怀疑的研究教学方式,其实一直是不稳定、不安全、捉襟见肘、岌岌可危的,因为它的存在的知识前提和审美正当性随时可以受到来自更为基础性、本源性经验和认识系统的质疑,尤其是受到来自它的研究对象,即文学生产和文学阅读的挑战。这里的原因其实是任何最初喜爱文学、有兴趣对文学现象做进一步探讨的读者都明白、可一旦“搞专业”后却往往置诸脑后的:文学就其本体论而言,乃是一种永恒的自由和“创造性毁灭”;它永远在开始,永远被自身超越,但又永远回到自己的起点;这样的循环每时每刻都在语言和想象的世界里发生。就其作为纯粹认识对象而言,文学的规律虽然是可以分析、归纳和理论化的,但其活的审美内核却要求一种不同于理性逻辑分析的进路,因为文学的真理性最终只能通过高度自律的感性和审美判断方才能被把握。而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文学所及覆盖整个人类经验的外延和内涵,其复杂性、丰富性和微妙程度只有多学科、全方位的总体性讨论方可能有效地触及、破译。所有这一切,同“文学史”这种单一学科的、二次性、线性知识处理方式和写作方式,同它隐含的但难以完全避免的取舍、指点、评价、总结、说教和“权威”习惯和倾向也是南辕北辙的。

 

这样讲的话,难道“文学史”只是一个勉强拼凑起来的、大可弃之如敝帚的东西吗?当然不是! 常识告诉我们,关于作家、流派、文学运动、风格文体、观念乃至文学社会学知识等林林总总有关文学的探讨需要一个“史”的考察维度,虽然对任何现象的历史考察本身都不能代替或穷尽对“事物本身”的理论分析和哲学探讨。事实上,相对于更为传统的注释、评点、鉴赏传统,也相对于印象式“才子型”议论,文学史研究强调文献资料基础、治学“家法”和知识传承,因此在系统的学术探讨的意义上,同更为综合、更获益于理论方法的文学研究追求其实倒是“站在路的同一边”的。无疑,这种严肃的学理性讨论,在文学研究范围里能够也需要来自感性、想象和审美判断力的助力,但却无论如何不能也不应被后者取代。在一个更宏观的视野里,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曾有过重要的、设置了深刻思想性议题的文学史著作(远有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近有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包括眼下“当代文学”领域里的种种讨论),仅就“文学史”写作本身所包含的可能性以及八十年代、并由此上溯到五十年代、三十年代在“文学史”范围里形成的历次学术性、思想性讨论而言(近有以北京为中心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讨论和以上海为中心的“人文精神”讨论;远有《新文学大系》和《新文学史稿》这样的新文学自我经典化的里程碑),它的存在和发扬光大仍然是极具价值的,但唯其如此,它也就要求我们去认真思考内在于这种固有范式的问题和挑战。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文章并非每篇都是带着上述问题或问题意识写出来的,但它们仍可说都同这个问题息息相关。这些文章当然没有、也未曾想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但它们或许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时是下意识地探索某种能令自己较为满意的阅读方式、思考方式和写作方式。如果这些文章能给读者带来一些启发,那么这些启发一定只能在具体篇目讨论的具体问题里面,在对具体文本、现象和问题的具体分析中才得以暗示或显露。 显然,“批判的文学史”不可能、也未曾想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很难想象有一种单一的研究模式、思维方式、批评方法或学术文体风格能够有效地回应对一切挑战、解决所有问题。因此,“批判的文学史”能够做到的也许是有意识地通过种种专门的、个性化的、深入的研究,通过尽可能贴近文学文本、文学形式和文学经验,在知识领域二次性地建构起文学本体论和历史经验之间的总体性关系。可以说“批判的文学史”所企图的乃是一种更为宽泛、包容、充满好奇心、乐于挑战自己的而非狭隘的、排他的、固步自封的文学史写作。它力图在一个单一的、线性的叙事声音里编织起一幅较为复杂的、有其独立的哲学价值的思想图案;这里的经线是“审美判断力”意义上的“批判”和当代批评理论所提供的分析手法及方法论工具;纬线则是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本身的具体性、独特性及其所编码和再现的历史经验、道德寓言和“社会性象征行为”(socially symbolic act, 杰姆逊)。

仅从个人写作感悟和体会来说,我认为,好的文学史写作同好的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是同位的、一体的;就是说,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形态是带有内部多重性的一元论,但在概念和总体上则是不能分割的。准确地讲,合格的、令人信服的文学史写作必须同时也是合格的、令人信服的文学批评和合格的、令人信服的文学研究。反过来,好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本身也必须具有文学史意义和价值;事实上,它们的集合体在客观意义上其实就构成了最高意义的文学史本身,因为除此以外文学史并没有、也不能提供任何额外的、剩余的信息和内容。更进一步讲,文学批评、文学史和作为科学的文学研究三者同在一个“阐释的循环”(hermeneutic circle)内部,彼此依赖、彼此指涉、彼此补充、彼此把他者设置为“部分”而把自己理解为“整体”。好的文学史作品,必然在其历史叙述中包含了或“走过了”种种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理论分析、审美判断的“环节”并在所有这些环节上是合格的、靠得住的。同样,好的文学批评,也必然已经在批评阐释中不断穿越种种文学史的环节,在知识准备,经验和眼界上同样必须是合格的、靠得住的。它们之间这种互补的、竞争的、永远不可能穷尽的关系,构成了文学阅读和文学认识的理想原型。用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作比方,这就好像我们可以想象一位“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理想读者:她可以用法语研究法国文学理论、用日语做日本文学批评,用中文写中国文学史。理想的、乌托邦的“批判的文学史”作者,或许应该像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描述的那样,“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 但并不因此就以一个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学者、或文学理论家自居,因为这些专业分工尽管在外在的、异化的意义上是“不得已为之”,但却割裂了文学和有关文学的认识的本质上的内在的总体性。

2020年全球疫情此起彼伏,往返于东西南北半球之间的海外华人和中国留学生中不少人被迫“打了全场”,可谓历尽艰险,其中的焦虑和心酸或不足与外人道。然而,好的文学史却必须是一种主动“打全场”的写作;它必须在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乃至广义的文化理论、意识形态批判领域之间连续不断地穿行;在各个“主场”之间不断访问、竞技、客居、甚至鸠占鹊巢、反客为主。其目的不是越俎代庖、包打天下,而只是为一种更喜欢追根刨底、更愿意比较、更重学理分析、更怀疑主义的治学方式所驱动。这样的“批判的文学史”在其思维方式面向上是一种更综合、更辩证、更具有总体性的思维方式;而在其“文学批评”的面相上,则是一种更善于凭借感性直觉、更尊重和欣赏想象力的个性、自由和自律性、能够同“判断力批判”的对象保持亲密接触的阅读方式。在所有它穿越、借道、援引和吸收营养的领域和环节,“批判的文学史”都应该是谦虚好学的,因为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式,它在所有这些领域和环节里面看到的、寻求的是同盟军而非对立面。

“批判的文学史”必然是针对具体文本和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究其实质,不如说它是借助狭义“文学史”框架去自由地进入种种文本分析、思想和学术问题史研究和公共性议题,其核心旨趣是通过文学阐释,在语言、形象、形式和结构空间里,通过批评实践去进行一场思想的战斗。经过一个相对漫长的“专业化” “学院化” “体制化”的异化或物化阶段,在专业化和“学院派”的尽头,我们似乎又看到了当年那个精力旺盛、意气风发、相信“文学就是人学”的“文学批评”、“文学史”和“文学研究”,虽然这个当年的少年,如今已不再能被轻易指控为“意气用事”“肤浅”“游谈无根”或“食洋不化”,而是已经由知识和技能武装到牙齿(拜“专业化学院训练”之赐),甚至带上了某种历尽沧桑后的老成持重。

这样的批评或文学史,自然藏有着一份八十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界乃至整个知识界的问题清单,也带着新世纪以来文学研究领域和残存的公共性思想讨论的徽记和疤痕。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问题;“象征”与“寓言”问题;新文学文学形式内部的价值革命和伦理革命问题;当代中国的史诗性“动作”在叙事和表象领域的“摹仿”问题;审美自律性、游戏性同历史叙事和道德批判的关系问题等等,相信读者都能一一辨识。这些关注点或萦绕不去的问题,本身可以说是当代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特殊地貌的一部分,有的是迈不过去的坎儿,有的是抹不平的心结,更多的则是顽固地反复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和挑战,它们有的是审美风格的挑战、理论挑战;有的则是历史性的和实践性的问题。对于亲历者而言,它们都是一种集体性的历史决定,既限制了我们的视野和想象,也给予我们存在和体验的具体性。

 

2020年7月30日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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