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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战“疫”现场，全景展现全民抗疫图景
本书全景展现抗疫现场，尤其是举世瞩目的武汉现场，从战“疫”部署、医院建设、医护资源调配、联防联控、志愿服务及各方支援、全国响应等，为我们贡献了一幅复杂而宏阔的抗击疫情图卷。江永红从历史的角度坚定全国必胜的信心；纪红建从全民战“疫”的高度，讲述了全国的响应与支援；何建明提供的上海抗疫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做法，不是公布当地的管理条款，而是以真实个体介入现实管理之场；李春雷笔下的春天，不是一个虚幻的春天，而是从一个年轻医护的生命事业之路中挖掘出的春天……每一篇报告文学都有温情与厚度。
深入战“疫”一线，讲述中国抗疫故事，致敬英雄的城市和英雄的人民
作者深入战“疫”一线实地采访，记录下一个个惊心动魄的瞬间、催人泪下的故事和温暖人心的凡人善举——医务工作者脸上被口罩和护目镜勒出深深的印痕，全国军民披星戴月驰援湖北，年过八旬的钟南山院士深夜坐在高铁上小憩，春节在家休假的护士千方百计骑车数百里也要赶回武汉，普通民众冒着生命危险争当志愿者默默无闻做奉献……
这些作品展现了中国各族人民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族精神和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致敬了英雄的城市和英雄的人民，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击疫情汇聚了强大精神力量，也是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抗疫故事的生动样本。
汇聚众多著名作家和一线记者，作者阵容强大，王蒙作序
本书作者阵容强大，包括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纪红建、广东文学院院长熊育群、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春雷、湖北作协签约作家普玄、解放军报原副总编辑江永红、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李舫，以及光明日报武汉一线报道组的知名记者等。不少作家曾获得过鲁迅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家、“五个一”工程奖等。著名作家、文化学者王蒙先生为本书深情作序。
120余幅抗疫一线的高清图片，忠实记录战疫现场
书中收录的120余幅来自抗疫一线的珍贵摄影图片，具有极为重要的史实价值。
附赠著名播音员朗读的有声版，扫描免费收听！
光明日报重磅推出
内容简介
本书是光明日报重磅推出的抗疫报告文学作品集。在这次伟大的抗疫斗争中，众多著名作家、记者纷纷奔赴抗疫最前线，含泪记录下一个个惊心动魄的瞬间、催人泪下的故事和温暖人心的凡人善举——医务工作者脸上被口罩和护目镜勒出深深的印痕，全国军民披星戴月驰援湖北，年过八旬的钟南山院士深夜坐在高铁上小憩，春节在家休假的护士千方百计骑车数百里也要赶回武汉，普通民众冒着生命危险争当志愿者默默无闻做奉献…… 这些报告文学以感人的故事、丰富的细节、文学化的表达，在光明日报大篇幅、高规格、高质量地刊发后，震撼了读者的心灵世界，引起普遍关注，被广泛转载，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击疫情汇聚了强大精神力量，也是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抗疫故事的生动样本。
作者介绍
《光明日报》创刊于1949年，是中共中央主办，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思想文化大报。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新时代，《光明日报》继续定位思想文化大报。
具体作者：
王蒙：作家、中央文史馆馆员，新中国70年以来第一个获得共和国荣誉称号的作家；
江永红：《解放军报》原副总编辑，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
王国平：光明日报记者；
纪红建：中国作协会员，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李舫：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
熊育群：广东文学院院长，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张国云：中国作协会员，第六届徐迟报告文学奖获得者；
晋浩天：光明日报记者；
章正：光明日报记者；
何建明：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三获鲁迅文学奖（第一、二、四届），四获徐迟报告文学奖（第一、二、三、四届），五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第九、十一、十二等）；
普玄：中国作协会员、湖北省作协签约专业作家；
李朝全：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李春雷：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河北省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第三、七届）、徐迟报告文学家获得者（第四届等）；
曾散：中国作协会员；
王昆：中国作协会员；
李琭璐：中国作协会员；
谢沁立：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天津市作协签约作家
目 录
信心，从新中国防疫史中来——写在全国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际 那些汇聚起来的力量 决战ICU 人民战“疫” 与你的名字相遇——写给白衣战士 守护苍生——记战“疫”中的钟南山 白衣天使在作战 那些匆匆而过的英雄本来如此平常 平凡英雄，社区战“疫” 上海抗疫的第一时间 他们的名字叫美德 一位叫“大连”的志愿者 三月正青春 甘心 老唐这一路 火神山的“义渡人” 哭笑天使 我来自北京 医者伯礼仁心接力——记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
前 言
2020 的春天
王蒙
（作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病毒迎面而来
2020 年1 月14 日与几个老友聚会，听到了武汉可能出现流行病的消息，朋友说已有专家建议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我想，这得多大的代价？多大的影响？不免忧心忡忡，但愿不会闹大。
9 天后，春节假期前一天，我得知了武汉前所未有的控制进出交通的决定，完全可以想象做出这个决定会有多么艰难，明白了严重性，预计将有一系列重大严肃的部署。我又总是想着，即使是劫难，终将在有力的措施下平安渡过，不能紧张，不能慌乱，天塌不下来。这一天本来预订了晚上与家人在餐馆聚餐，去，不去？全家人参与，意见来回变了6 次，最后改为取饭回家与部分家庭成员享用，算是迎接春节。我自觉态度还算淡定，但仍觉此次疫病像一辆邪恶列车，直对着庚子春节冲撞而来。
有道是：“对于灾祸，第一是要承认，第二是不怕，第三是要战胜它。”“承认”云云，曾觉得是废话，灾祸有什么承认不承认的呢？现在终于明白了：这确实是个问题。须要承认，须要面对，须要正视！准备最坏的，争取最好的。这就叫实事求是。世事多艰，不能不丢掉侥幸心理。
大疫情大部署
面对疫情，迎战开始了。我们的文化传统、革命传统里，从来就有的战斗精神，团结协作、众志成城、一呼百应，随之激发。毕竟我们是多灾多难的民族，中国共产党是苦难辉煌的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血与火的战斗中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不是容易的。中央下了决心，做了部署，我们就会像革命战争中那样，调动起人民力量，进行总体战、阻击战、围歼战、遭遇战、肉搏战，而且是科学迎战、行业迎战、全国一盘棋迎战，集中优势兵力谋求绝对优势，咬紧牙关，排除万难，不怕付出代价，一定要达到共克时艰、转危为安的目标。
宅在家里的这段日子，除了天天看疫情报告，看电视新闻与各项决策以外，又正好认真看了一遍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播放的电视剧《解放》。我看到了在解放战争时期一些大战役、大布局过程中，党中央领导层磋商乃至于不同意见的交换，看到了在某些战役前的顾虑与选择；而人民解放军最终总是棋高一着、抢先一步，等到冲锋号吹响，我们集中三四倍于敌的力量，压倒敌人而不是被敌人所压倒。我为之赞叹，也更理解了大变局中的大运筹、大部署。
人民战争是我们的看家本领
到湖北去，到武汉去。抗疫开始，首先是各路医护人员，他们以尖兵出击的献身精神，冲在了最前面。他们是真正的白衣战士，冒着被感染的危险，近距离面对面地展开分秒必争的营救，从死神魔掌中夺回一条条生命。他们穿的防护服装，让人想起防化兵装备，这分明是人类与新型冠状病毒展开的现代化战争。他们的勇敢令人肃然起敬。
当我们看到各地援鄂的医护人员回家时受到英雄般欢迎的时候，不能不想起同在抗疫拼搏中付出了生命与健康代价的医务工作者，想起病殁同胞与他们的亲人。死生大矣，岂不痛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沉重地、小心翼翼地珍藏着对他们的纪念与哀思，思考着应尽的责任，顾念着仍在病榻上的重症患者们。
在白衣战士身后，是全体中国人民。他们中有忙碌的志愿者，有穿梭的快递小哥，有较真儿的检疫人员，有交通要道上奔驰的司机，有严格的公安干警，有不厌其烦的社区工作人员，有每日运送大量医疗垃圾的保洁员，还有深入重症监护室（ICU）采访的新闻工作者……尤其要向解放军致敬，子弟兵从来都是我们的保护神。还要向那些医学专家道一声“辛苦”，你们以专业精神和不倦的调研，发挥了专业建言、引领普及的领军作用。
这是一场人民战争！是上上下下团结一心互相支援互为后盾的人民战争！
我们这些别无选择的宅家的众生，心系武汉，心心相印，时时牵挂。我们为火神雷神的“显灵”而鼓舞，为每一个出院的患者而高兴，为每一句温暖的话语而动情，为医患的共同奋斗而欣慰。我们在思考：我们的人民是多么可爱的人民，他们人性中的善良是多么的真诚。对于医患关系、警民关系、干群关系，如何引导使之更加和谐，如何奖励褒扬以正祛邪，如何激发人们相互温暖、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意愿，如何改变与消除戾气，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如何化解社会风气痼疾与多种纠纷，如何建立更加健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使全体人民更加团结起来，见贤思齐，向各行各业的专家学习，向勤奋的劳动者学习。
我们看到了引领的力量、动员的力量、爱心的力量，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可塑造、可教化，看到了人民坚毅负重、顾全大局。民为邦本，人心可用。我们也看到了科学的力量、医药学的力量、中医药学的力量、心理关怀的力量、各行各业的力量、舆论的力量。钟南山等专家频频出镜，防疫卫生知识空前普及、措施到位雷厉风行……这些，正是党的领导的力量，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力量。人民是中心，疫情是命令，防控是责任，我们经受住了考验，我们还必须迎接更多的考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
以百姓之心为心
大家业、大发展、大格局、大事件，当然会有各种声音。我们听到了万众响应的朗声呼喊，我们看到了严格防控的行动力量，我们收到了来自国外的各种赞扬，我们歌颂着各条战线先进人物的模范事迹。
同时我们也听到了多种多样的声音，这些声音需要我们了解与参考，警醒与注意。其中有困惑与忧疑，见解与角度，宏论与争议；还有诚恳的但不可能都是精当的出谋划策；也有信口开河，磨磨叽叽。当然还有起哄与假新闻，有性急的吹嘘和居心叵测的谣言。
我们的初心，我们的根本，在于为人民服务。发展迅速，成绩卓著，但显露一些短板，遇到各种考验，听到各种兴观群怨，实属必然。尤其在面临新的挑战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的信心更多的担当，更多的包容更多的耐心，更有力的决断和更紧密的与群众的联系。毛主席有名言：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这个春天的抗疫，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显现出我们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短板。但是只要“以百姓之心为心”，及时“反省”“自省”，短板可以补齐，教训可以汲取，困难可以克服，消极可以化解。经过抗疫的锤炼，我们的地方官员与行业官员，独当一面敢于担当的精神、处理突发事件与危机公关的能力，应该得到提升；我们的医疗体系与预警体系，应该更加缜密完善；我们的信息传播、舆论引领，可以更加切近贴心、入理入情、亲和周密。“得民心者得天下”，各行各业，东南西北，没有最好，只能更好。可以慰国人，可以安天下。
免疫力
通过这个春季的特殊生活方式，我迷上了、爱上了、深深钟情了一个词：免疫力。
免疫力，是指人的自身识别和排除机制，说得通俗一点，就是立于不败之地的能力。免疫力是需要自身锻炼的，也是可以通过外界有效干预和补充而加强的。疫情中幸而未中招的大多数人，能指望的首先是“免疫力”三个字。
个人和社会都需要免疫力。抗疫是公共卫生领域的斗争，流行病来势凶猛而且牵涉面大，病原体复杂而其分析又万分紧急，在这种困难时期，共同面对才是硬道理，不能添堵，不能添晦气，更不可唱衰自衰。成见和偏见、咋呼与幻想都只能坏事。怎样面对人类共同的灾疫与意外，这是很好的人生功课，是三观功课也是心理功课。珍惜前人的付出，感恩前方的辛苦，充实自我，不敢萎靡消沉，不可轻浮失重，拒绝上当，不钻圈套，不落陷阱，我们应该追求正面与有定力的生活态度。
宅家的俩月很充实。我观看新闻，时时关心一线抗疫与国计民生，为每一步的艰难进展而欢欣鼓舞。我与武汉抗疫小朋友阿念互致问候，我发起了每天晚上在家庭微信群中的歌会，我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新作，我继续着两年前开始的《荀子》研读笔记。我读书读刊读报，谨防新型冠状病毒与心理病毒的入侵。逆境中静下心来，清醒反思，降温降调，追求身心健康，以期国泰民安。
大考的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说，抗疫是“一次大考”。说得太好了。我们处在新的复杂多变的时代，这次疫情是对领导力量的大考，也是对中国人民的大考；是先在中国举行的大考，继而是对万国万民的大考。病毒不仅瞄着我们的喉头与肺部，而且不无阻挡国家经济发展、阻挡共赢“一带一路”的势头，我们的答卷决定着我们的命运，也影响着人类共同体的命运。
这次疫情告诉我们，各种本土的、境外的、生物的、精神的、心理的、文化的、经济的病毒与疫情还可能会出现，战“疫”未有穷期。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一场又一场考试，大考不断，中考连连，小考时时刻刻。不能松懈，不能自吹自擂，更不能在风言风语中迷失。
人民是考官，实践是考官。自我考量与自我审视，对照考量与对照审视，从灾难中我们学到了比平时更多的东西，有经验也有教训，有自信也有反省。中国人早就知道，“多难以固其国”，“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样的大考，只是前进道路上的八十一难之一。要立于不败之地，一是永不言败，二是不轻言胜，三是总结经验以利再战。
我们终于迎来了阶段性的胜利成果，湖北解封、武汉解封，桃红柳绿，我们交出了好的答卷。但全球疫情正呈蔓延之势，严峻复杂，给世界政治经济大变局又增添了变数。不能松懈，不能疲惫，不能忘乎所以。在抗疫的同时，我们还有远非轻易完成的脱贫攻坚任务、更加长远的经济社会发展任务，事比天大。
大考来了，大考还没有结束！我们学习了，我们还在学而时习之！ 2020之春的经验教训与启示，正在或已经成为财富。迎接新的大考，我们准备好了！
试读章节
信心，从新中国防疫史中来
——写在全国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际
○江永红
小小口罩立下大功
一个陌生的瘟神，引发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还在中国游荡，疫情防控激战正酣，口罩成为这一特殊时段的一道“风景”。
眼前的口罩让人一下子想到了一百多年前的口罩。1911年1月，在东北哈尔滨，从前一年年底开始暴发的鼠疫势头正劲。在这次防疫战中，一个中国防疫史上著名的“赌局”出现了，“赌”啥？要不要戴口罩。一方为清廷任命的东北防治鼠疫总医官、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副校长）伍连德博士，他坚持医护人员和疫区人民一定要戴口罩；另一方为法国名医、天津北洋医学堂监督（校长）兼首席教授梅斯尼，他坚决反对戴口罩。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在疫情最严重的哈尔滨，伍连德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和尸体解剖，发现此次流行的是一种有别于传统腺鼠疫的新型肺鼠疫，人传人的特点非常鲜明，因此他制定了包括隔离、消毒、入户登记、患者集中收治、尸体火化、人人戴口罩等在内的防疫措施。然而，戴口罩这一条遭到几个大权威的反对，反对的理论根据是鼠疫只有鼠传人，没有人传人，戴口罩是多此一举。这个理论是被誉为“日本细菌学之父”的北里柴三郎等人提出的，是上了教科书的，而伍连德发现的人传人的肺鼠疫，书上没有。于是梅斯尼与伍连德“打赌”，为了证明自己观点正确，他坚决不戴口罩，结果1天之后他就感染上人传人的肺鼠疫，6天之后就不治身亡了。他为自己的固执“赌”掉了生命，同时也用生命证明了伍连德的正确。他的死让伍连德的防疫措施得以顺利实施。
伍连德亲自设计了加厚口罩，并开设了一家口罩厂，免费给民众发放口罩。在综合治理下，哈尔滨的鼠疫于3月1日被扑灭，仅用了67天。哈尔滨的鼠疫防疫战是中国现代医学意义上的防疫第一战，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防疫史上的奇迹。创造这个奇迹的措施中有两项在当时是革命性的：一个是尸体火化，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集体火化（此前有个体火化）；一个是戴口罩，疫区全民戴口罩是破天荒的（此前只有教会医院的医护人员戴）。这次防疫战的胜利，让国人第一次见识了科学防疫的巨大威力。很多人未曾想到，一个小小的口罩，居然在战胜鼠疫过程中立下大大的功劳。从这个意义上说，口罩是中国开创科学防疫过程历史新阶段的见证者，是战胜瘟疫的“钟馗”，相信在今天也一定能给人民带来福音。
在防疫上，新中国没有打过败仗
据史书记载，一次大疫，死者少则数万，多则上千万甚至上亿。“温气疫疠，千户灭门”（王充《论衡·命义》），“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曹植《说疫气》）。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传染病仍然肆行无忌，危害甚烈。在1950年9月政务院第49次政务会议上，时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报告说：“我国全人口的发病数累计每年约1亿4千万人，死亡率在30‰以上，其中半数以上是死于可以预防的传染病上，如鼠疫、霍乱、麻疹、天花、伤寒、痢疾、斑疹伤寒、回归热等危害最大的疾病，而黑热病、日本住血吸虫病、疟疾、麻风、性病等，也大大侵害着人民的健康。”这么多传染病，难以一一细说，只说全国流行最普遍的“年年发生，月月出现”的天花，每年就夺走数万甚至数十万人的生命。据1950年湖南省岳阳市的调查，患天花的人占总人数的13.6%。而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情形更加严重，据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的调查，新中国成立前出生的族民中竟有近半数得过天花。全国天花患者知多少？没有统计，超过千万是毫无疑问的。
然而，人们发现：不知从哪一年开始，中国就再没有人变“麻”了（人出天花后会在脸上留下麻点），几乎见不到因患脊髓灰质炎（简称“脊灰”）而变成跛足的人了，还有许多让人闻之丧胆的烈性传染病也难得听说了。是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通过免疫手段实现了消灭天花，消除脊灰，基本消灭了鼠疫、霍乱，有效控制了其他传染病的发病率。据国家卫健委权威发布：1978年至2014年，全国麻疹、百日咳、白喉、脊灰、结核、破伤风等主要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降幅达99%以上。
有必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消灭天花的时间是1961年，而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球消灭天花的时间是1979年，我国整整提前了18年。我国从1994年开始再无本土脊灰病例，比世界卫生组织预定的2000年消除脊灰的目标提前了6年。
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我国已构筑起一条以疫苗为主的微生物“长城”。对已知的传统传染病而言，它既能抵御急性传染病的进攻，又可防止慢性传染病的侵蚀。截至2006年，慢性传染病乙肝曾经悄悄地让我国约6.9亿人感染，每年因之死亡约27万人，我国因而被称为“乙肝大国”。但是自1992年接种乙肝疫苗以来，已使全国约9000万人免受乙肝病毒的感染，5岁以下儿童乙肝病毒携带率从9.7%降至2014年的0.3%，儿童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减少了3000万人。2012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证实我国已成功将5岁以下儿童慢性乙肝病毒感染率降至2%以下。“乙肝大国”的帽子被摘掉了。
计划免疫是我国的发明。有计划的疫苗接种使我国人民的健康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居民平均预期寿命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不到35岁提高到2018年的77岁。平均寿命是由综合因素决定的，但对传染病的控制无疑是权重最大的因素之一。
新中国的防疫史表明，尽管遇到过各种挫折，但是在所有传统传染病面前，中国还没有打过败仗。我国已经控制或消灭了传统传染病，也有能力战胜新的传染病，2003年我们战胜了“非典”即为明证。
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战胜疫情的最大优势
睁眼看一看：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一方有疫情，八方来支援？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暴发后，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支援可谓山海不可状其大，且不说所需物资要啥给啥，仅说医疗队员，第一批增援的就有近7000名，接着又有第二批、第三批……总数已超4万名。在决战阶段，全国对湖北的支援采取“一省包一市”的形式，这是一个发明，是在其他国家的防疫史上找不到的。
再看：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一声令下，军队就冲上防疫第一线？2003年战“非典”，人民军队出动1000余名医护人员，承包了北京小汤山医院。17年后的2020年，人民军队出动4000余名医护人员，接管了武汉火神山医院。
这些，在全球都是独一无二的，只能出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新冠肺炎疫情一出现，习近平总书记就在大年初一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研究部署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工作，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党中央的决策变成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行动。像这样集中统一指挥防疫是党的好传统。一部新中国的防疫史昭示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战胜疫情的最大优势。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伊始，就遇到察哈尔鼠疫疫情。接报当日，毛泽东主席责成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连夜开会，成立了中央防疫委员会，他还于10月28日亲自给苏联斯大林发电报求援。中央防疫委员会由副总理董必武任主任委员，统一指挥此次防疫战。此前卫生部已令东北人民政府将全东北的防疫队伍全部开到察哈尔，令北京天坛防疫处赶制鼠疫疫苗，令北京市、天津市组织医疗队前往察哈尔，此时中央防疫委员会令人民解放军封锁疫区。总之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统一行动，结果从疫情暴发到扑灭此次鼠疫，只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仅死亡75人。世界都承认中国共产党在防疫上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这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决定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使然。
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可不是第一次光顾中国。
1917年至1918年初，晋绥暴发鼠疫，绥远地方官员竟煽动愚民杀害北京来的防疫队员，大名鼎鼎的伍连德博士也险些葬身火海；而山西军阀阎锡山更绝，根本不让中央政府派来的防疫队跨进一步。这次鼠疫历时半年多，最后是自然消亡的，死亡1.6万余人。
1920年10月，东北再次发生鼠疫，并蔓延至河北、山东两省，虽然伍连德等防疫专家做出了巨大努力，中央防疫处的专家俞树棻甚至献出了生命，但由于社会制度不给力，疫情仍然无法控制，最后流行了7个月，死亡9300余人。
新中国防疫体系的建立与毛泽东主席有直接关系。在察哈尔的鼠疫被扑灭后，他对卫生防疫工作薄弱的状况忧心如焚，指示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必须大力加强卫生防疫工作的组织和领导，于是“预防为主”被作为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从1950年开始，全国各城市大力推广免费接种卡介苗和免费种痘。1951年召开的全国第一届卫生防疫工作会议，提出卫生防疫工作要以危害人民最大的鼠疫、霍乱、天花等19种传染病为重点，并制定了针对上述传染病的防治方案和《法定传染病管理条例草案》以及若干防疫工作具体办法。鉴于有些省、县的党政领导干部只把不饿死人当作是政府的责任，而对因不讲卫生而病死人的情况重视不够，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天灾”这个带倾向性的问题，毛泽东主席起草了《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严厉批评了这种倾向，要求“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督促下，在国家百废待兴、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1950年成立了生物制品检定所，1953年国家拨巨款先后新成立或完善了专门研究疫苗等防疫制品的北京、长春、兰州、成都、武汉、上海等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并在县以上行政单位建立了专事预防疾病的防疫站（疾控中心的前身），以后又在有地方性流行病的省、市、县建立了专门的防治站和专科医院，如南方的血吸虫防治站等，从此我国的防疫工作走上了正规化、制度化的轨道。
防疫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是一门科学，但从来不是一个纯科学问题，它是科学，更是政治。性质不同的政权，在疫情面前，可能说的话都差不多，但实际做法和结果是迥异的。1930年上海发生霍乱，许多市民得病而死，而各个卫生衙门之间为经费问题相互扯皮，从春天一直扯到6月，致使市民得不到及时的预防和救治。当时南京政府的卫生部部长不得不亲自来上海开会协调，议定了“免费注射疫苗”等三项措施，可最后“卒以筹设不及，未能实现，良可惜也”（见《上海市霍乱流行之报告（民国十九年）》，载《卫生月刊》1930年第1卷第11期）。1932年长江流域霍乱流行的防治，是在媒体上大肆渲染的重大新闻，蒋介石都亲自出马了，结果仅在武汉、南京清理了尸体、注射了疫苗，最后还是死了40万到50万人。
要控制和消灭一种传染病，仅靠一个地方、一个部门是力不从心的，只有全国同力、全民同心、全系统联动才能达到目的。这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我国战胜传染病，都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结果。排传染病头号的鼠疫，在我国从肆行无忌到只有偶尔零星病例发生，驯服这个瘟神的办法，除了接种疫苗等医学措施之外，立功最大的当数“灭源拔根”，就是在疫源地灭鼠。传染媒介没有了，鼠疫就没有了。这项工作是老百姓做的。而要老百姓行动，只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才有如此强的动员力。
麻疹到20世纪90年代几乎销声匿迹，但进入21世纪后，全世界包括欧美都出现了麻疹“返潮”，我国也连续几年呈现上升趋势，于是政府果断采取措施：2010年9月11日至20日，全国统一开展了一次以8月龄至14周岁儿童为主要接种对象的强化免疫活动，10天之内接种儿童近1亿人，有效打退了麻疹的“返潮”。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大的范围，接种这么多的儿童，是世界防疫史上的首次，是只有中国才能做到的。
我国最后一名脊灰患者于1994年9月出现在湖北省襄阳县（今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此后再无本土脊灰野病毒感染的病例，标志着我国已经消除了脊灰这一危害甚烈的传染病。2011年8月，输入性脊灰疫情突然降临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和田地区。虽然只感染了一个人，但国家立即做出反应，决定在全疆进行突击免疫，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利用军机将1000万人份的脊灰疫苗送到新疆的6个机场，当地疾控中心接着用冷藏车将疫苗送到接种点，展开接种，把这次输入性疫情扑灭在萌芽状态。
这些事例都表明，制度优势不是吹的，而是实实在在摆在这儿的。
中国医学科学家值得信赖
疫情的扑灭、传染病的消灭，说到底还得靠科学的手段。在疫苗出现之前，对付疫情的办法主要是隔离、切断传染源，在中国还有中医的汤药调理，这些传统手段到今天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许多传染病特别是病毒性传染病至今还无药可治，所以最终战胜疫病的武器不是医疗而是疫苗（类毒素、抗毒素、血清等与疫苗作用相同，为叙述方便，统称之）。
虽然中国是古典疫苗的故乡，早在北宋真宗时期中国就有了种痘术，但在现代疫苗的研制上，我国落后了。直到1919年北洋政府成立中央防疫处，我国才有了第一个疫苗研发生产机构。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疫苗生产总体上还处在跟踪仿制阶段。由于科研条件严重落后和帝国主义严密封锁，我国连起码的仪器、试剂等都无从得到，当年的仿制甚至比今天的创新还要难。好在国家通过日内瓦转口，为各生物制品研究所订阅了欧美的科技杂志，这迟到几个月的杂志成为了解世界科技信息的重要窗口。充分利用这迟来的信息，我国疫苗科学家和工程师们自力更生，奋起直追，使疫苗的种类从10余种增加到40多种，基本满足了国家防疫的需要。国外有什么疫苗，中国很快就有了这种疫苗；国外有什么新技术，中国很快就学到了，而且在学习中有创新，在跟踪中有超越。比如，第一个发现麻疹病毒的是美国人，但中国的麻疹病毒是中国人自己分离出来的，虽然发现的时间比美国晚了3到4年，但我国生产麻疹疫苗采用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组织培养法，疫苗质量世界领先。即使是在“文革”时期，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新研制出来的A群流脑荚膜多糖疫苗、组分狂犬病疫苗，是新型的亚单位疫苗，处于世界先进行列。改革开放后，随着科研条件和环境的极大改善，我国的疫苗研发和生产已经从跟踪仿制阶段进入并跑和部分领跑的新阶段，跻身世界“第一方阵”。疫苗数量多、品种全，可以说世界上有的，中国基本上都有。说“基本上”，是因为极个别品种暂时还没有，但也有我们有而别人没有的。我国的疫苗有领跑世界的，如国药集团李秀玲团队研发的预防手足口病的EV71肠道病毒疫苗，就是只有中国儿童才有的福祉；有与世界先进水平并跑的，如轮状病毒疫苗，是与美国同时上市的；还有不少疫苗虽然不是最早诞生在中国，却是世界公认的最好的疫苗，如地鼠肾细胞乙脑灭活疫苗，出口量占产量的2/3。目前我国已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与引进技术、合作研发相结合的路子，如基因工程重组酵母乙肝疫苗生产线就是从美国默克公司引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