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1.全球视野下的道路自信与文化自信，世界格局中的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本书同时具有西方视角与东方视角，是*一部以全球视野审视中国复兴的作品，同时具有历史眼光和战略思维。
2.本书批驳了中国威胁论，探讨了文明古国中为什么只有中国可以再次复兴，从文化基因上阐述中国复兴的必然性，又贴合“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充满正能量。
3.作者熊玠，美国权威的亚洲问题专家，也是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政治学、国际法专家。他的解读为我们理解中国的时局和发展方向提供了借鉴。
内容简介
从公元1世纪起至19世纪初近2000年间，中国一直保持着世界*经济体和超级强国地位，中国GDP超过欧洲总和。中国，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中国文化和艺术，风靡欧亚大陆；中国政治制度，影响整个东亚地区。
历经一个世纪的凤凰涅槃，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机会再次来临。
本书以历史的、世界的眼光，深刻剖析中国百年图强的艰苦历程，总结出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力量和制度优势，充分展现了风靡全球的中国力量、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成功，为世界进步提供了中国方案，也预示着全新的世界格局已经到来。
作者介绍
熊玠（James C. Hsiung），著名国际政治与国际法研究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系终身教授，曾任政治研究所主任，现任美亚研究中心主任，美国政治学会、国际法协会、中国问题研究协会会员。
熊玠在亚太国际关系、美亚关系、中国外交、国际法方面出版了20余本著作，包括《习*时代》《无政府状态与世界秩序》《钓鱼岛主权争议与美国的介入》等。
目 录
章 中华文明的力量：源远流长与自我复兴
一、中华文明的核心 005
二、中华文明何以延长迄今而历久不衰 007
三、中华文明历久弥新 013
第二章 儒化与科举制度的兴起
一、儒化的中国 017
二、资本主义的不发达，是儒家思想的过错吗 032
三、儒家思想和当代中国 039
第三章 超级强国:公元713—1820年
一、古代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发达的国家 049
二、中国初次崛起的辉煌成就 053
三、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衰落 057
四、从传统中国吸收宝贵经验和教训 066
第四章 王朝的衰落与共产主义的崛起
一、中国“现代化”的开端 075
二、为何早先强大的中国面对西方列强不堪一击 080
三、在应对西方侵略中被迫开始现代化 084
四、王朝时代的终结 092
五、中国革命者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 095
六、领导的中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098
第五章 改革开放开启中国道路
一、邓小平改革：自上而下的革命 105
二、如何客观看待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 112
第六章 无可复制的中国模式
一、中国模式应该怎样去理解 119
二、“看得见的手”的巨大魔力 122
三、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该如何平衡 128
四、中国为什么能创造经济奇迹 132
五、在沉默中爆发能量的中国模式 136
六、中国模式成功了，但它与众不同 139
七、这是一次伟大的改革，潜藏了矛盾 145
八、中国模式的未来 151
第七章 中国复兴是文明大国的复兴
一、“中国威胁”论，实质是惧怕“中国复兴”论 160
二、中国的再次崛起能是“和平”的吗 167
三、中国的崛起从未带有侵略性 170
四、如何正确认识中国的复兴 182
五、评价中国复兴应跳出固有的政治传统 194
六、中国的复兴提供了一种新的文明形式 196
七、从“跨文明”的角度认识中国的复兴 205
第八章 中国时代来临
一、第二次崛起的中国会不会与美国争夺世界领导权 225
二、新的世界秩序是共同治理还是中国主导 230
三、中国主导下的国际与地区秩序的美好展望 239
四、一个愉快的注解及三个但书 244
前 言
前言
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更是一种文明，因此可称为“文明大国”。许多关于中国的论著仅仅将中国视为普通国家，却忽略了其绵延至今的文明及其对当代的影响。因此很少有论著将中国传统与当代的政治社会现实有机地整合起来加以讨论。鉴于中华文明是世界上一个自古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我们理应去探寻其长寿的原因，以便了解过去与现在是如何相互联系，从而更全面地理解现实。
同样，很少有关于中国的著作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文化、历史、意识形态和社会科学的角度来全面分析中国的现实，而在其中，几乎没有将现在的发展视为中国的复兴，更不用说将其与次崛起作比较并从百年屈辱史中吸取教训。
本书旨在填补这一研究空白，更阐明了中国的复兴。中国由于其独一无二性，对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新现实主义，简直形成了一种莫名的挑战。在1820年前的一千多年，中国一直都是世界上的经济体，也是强的政治中心。不幸的是，在现代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历史中，没有一个先例像中国一样曾经站在世界之巅，并在长期衰败之后再度走向复兴。因此，对于中国的复兴，我们无法借鉴先例来预测其对于今后国际秩序及地区政治的可能影响。
简单来说，本书旨在使世界更加了解中国；更重要的是，鉴于中国持续的高速发展，明确中国今后在世界舞台上的主导地位。
我们相信，许多西方对中国的描述，比如“神秘莫测”，并不能真正反映现实状况；同样，我们相信被许多现实主义者拥护的中国威胁论，只是基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的经验。例如，工业革命后的英国、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后俾斯麦时期的德国以及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等等。但问题在于，中国并不是次崛起的国家，关于此点，本书以后将作具体说明。
在许多的迷思中，有一个被称为“东方专制”的理论。据称，它解释了中国专制传统的基础，而这种传统与中国的灌溉系统和农耕文化息息相关。它认为这种灌溉体系不仅促成了集体观念的形成，也导致了政府干预人们日常生活的传统。但是，据近的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学研究发现，中华文明起源于现今中国西北部的黄土高原，当时中国人的祖先在不需要灌溉的半干旱的条件下种植谷物，繁衍生息。在那之后很久，他们才迁居至平原并学习如何种植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水稻，那时，中华文明已见雏形。
中华文明起源于黄土高原的事实，强有力地抨击了所有文明起源于河谷边的单一理论。这也证明了为什么时下流行的西方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的独特性。除了这些迷思，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许多重要时刻，同样有不少“困惑”发人深省。困惑与迷思的不同，见于下面汉武帝于公元前136年“独尊儒术”的例子。
儒家思想作为国教的合理性一直使人困惑：如果皇家意在通过尊崇某一哲人的思想来树立帝王统治的合法性，那么由墨子始创的墨家思想则是更好的选择，因为其理论与托马斯·霍布斯的思想极为相似。在提倡民主之前，霍布斯主张英国君主的权力，因为君主被视为“精神上帝”，手持宝剑与权杖。与之相比，长期以来认为儒家思想支持封建主义和集权统治的思想，既是困惑也是一种迷思，这将在本书第二章中具体阐述。迷思需要被澄清，而困惑则需要被解释。
除此之外，中国历史的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悖论。在博弈论中，悖论早被定义为存在于主导战略和结果之间的冲突现象，而在这里，悖论表示一系列期望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有的悖论表现为预期与现实的差距，而有的则是两个不同结果之间的矛盾，一个积极而显性，另一个则相反。典型的例子是建立于公元3世纪的科举制度。尽管它促进了社会不同等级间自下而上的流动，使得更多知识分子进入政府部门服务（积极而显性的结果），却也在不经意间造成了国家完全控制社会流动的现实，形成了庞大的官僚阶层并导致了以“仕”为主要职业期望的单一职业社会，国家大于社会的传统由此开始（此为隐性却并不积极的结果）。这一传统在1905年科举被废除后依然难以改变。
另一个例子则是邓小平提出的将市场引入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改革。其取得的巨大成功与早期对自由主义持悲观态度的经济学家们的预期大相径庭。而这一悖论的衍生形式则出现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后，一些早期的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开始关注“中国模式”，研究国家以宏观调控方式干预经济发展的优势，包括国家对私营企业的支持。（详见本书第六、第七章）尽管本书并非着力于中国的外交关系，但复兴的中国在日后国际舞台上所发挥的作用却是共同关注的话题。这同样也是研究中国及国际关系的学生所关心的。鉴于本书的预设立场是理解中国的现实离不开对其历史和传统的研究，那么在此我也将阐述当下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会籍”问题及其战略目标，这些都将影响未来的国内外政治。具体问题将在本书的后两章中作详细描述，文中将讨论诸如国家统一（台湾问题），建立“和谐社会”以及在地缘经济背景下促进海内外社会公正等问题。复兴的中国日后在这些问题上的表现不论是诉诸武力（如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崛起的大国）还是作为道德模范以和平手段解决（一如中国的传统思想），都将是本书观点好的试金石，即历史发展会影响中国的未来。更重要的是，理解中国不能离开其作为一种文明的前提，对过去的研究总能为更好地理解现实甚至未来提供参考。
总的来说，本书通过聚焦中华文明的次崛起直至19世纪中叶的衰落，来剖析中国的独特性，解释充满争议的中国复兴。书中讨论的基本问题将帮助我们合理地预期中国的复兴，挣脱百年屈辱的枷锁并回顾中国需从中吸取的教训，同样也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日后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中国的复兴，既无先例可循，也许将引发人们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重新认识和思考。
章节概要与其他著作不同，这一部分主要为读者提供一些关于中国近代沉浮的背景介绍。尽管本书对于中国历史传统进行了深入描述，但此书并非属于历史书籍。在章节的排序上，本书是以问题为导向而非以历史顺序编排。例如，书中提出了围绕中国传统影响当代发展的四个困惑：一、相较于其他更古老文明，如古埃及、古巴比伦以及古印度文明，是什么使得中华文明绵延不衰五千年？二、为什么儒家思想能成为“国教”（作为统一全国的思想体系和生活方式）？三、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像在西方一样于公元前3世纪，封建制度被瓦解后在中国发展，而且其后也未得到重视？四、为什么中国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举一例说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中国人常将“资本主义”视为贬义词，与发生于传统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萧条有关，这甚至可以追溯到中国接纳共产主义之前。在邓小平的改革中，他提出在经济中引入市场概念，称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决定现实，这并非陈词滥调，而本书就将从这一角度审视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并详细解说两者间复杂的关系。
试读章节
一、儒化的中国 “儒化”一词在本书中是指：官方支持采用孔子(孔圣人 ) 思想作为“国教”（公元前136年开始）；儒家思想产生的持续性影响及其后果。“儒化”虽与“中国受儒家思想之转型”为同义词，但两者并无紧密联系，因为后者并不能完全传达出官方采纳儒家思想的影响。此外，中国受儒家思想转型并非由孔子推动，而是在其被采用作为国教后的必然结果。“国教”一词在英语中没有准确的表达。一般来说，“国教”含义丰富，其中包括：一整套原则、价值观和美德；一个国家的信仰体系；一系列以此为基础的行为规范（如“礼”），适用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调节社会关系的道德准则；以及对待生活的态度，体现于使命感和身体力行以期达到的人生标准。 值得再次强调的是，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中具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如章中提及的，就是它起到了文化统一的作用，使得在皇权统治下的社会各个阶层都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尽管儒家思想并不是宗教，但它在中国历朝历代的社会发展中，不论是对统治者还是平民百姓，都被敬奉为宗教一般。儒家思想之于中国社会的作用就相当于《圣经》几千年来对于西方的影响。 但与西方不同的是，《圣经》的教义由教会宣传推广并执行，而在中国，儒家思想的执行者并非类似教会的组织，而是由国家、士大夫、家中长者和宗教领袖共同推行和贯彻。直到1911年王朝统治被推翻，特别是共产党执政初期，儒家思想的影响才开始式微，但是它并未至此消失。1995年后，孔子正式回归中国社会，包含其思想理论的精华——《论语》。《论语》有些地方自小学阶段开始已被教授。 抓住了时代精神的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以孔夫子命名。 孔夫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恰逢中国“百家争鸣”的历史时期（前551—前233）。按时间顺序，孔子仅晚于相当有神秘色彩的思想家老子 几年，而先于其他各家。巧合的是，所有六大主要学说的创始人都差不多生活在同一时代，且相差时间不长。凭借着这一优势条件，孔子取各家之长，融于自身的理论体系中。 他撷取了其他各个学说的精华部分，与自己的思想相结合，形成了其独树一帜的思想体系。他渊博的思想不仅来自之前的文献资料，更获益于其在乱世中（周朝分封制度开始瓦解并向后分封时期转型的过程）周游列国的经历，以及与不同年龄、不同生活背景的百姓接触的际遇。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钱穆所说，孔子“抓住了时代的精神”。由于集中体现了人文关怀和中庸之道的思想，孔夫子无论在什么时代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大家的尊崇。 受儒家思想的启发，汉武帝（前140—前88）意识到维持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作为基础。为了找到合适的思想体系，朝廷从互相竞争的学说中选出三个作为备选。在朝堂上，一些谋士借鉴先秦的专制统治，倾向于老子的思想，提议采纳其在《道德经》中提出的“无为而治”。第二个备选的是法家学说，但由于其与秦朝统治关系紧密而遭到质疑，秦朝官员中大都奉行法家思想，过度使用酷刑，其残暴的手段加速了王朝的覆灭。终，汉武帝选择了儒家思想，并在公元前136年宣布将其定为“国教”。 独尊儒术的困惑 对于汉朝朝廷为何采用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统治思想的原因，在中国学者以及西方汉学家中一直存在争议。有评论家指出，这是由于儒家思想中的专制思想因素受到汉武帝及其以后历代帝王的青睐，因为它能帮助巩固王朝的集权统治并为其提供合法性来源。在此，我个人认为，从现代政治科学角度出发应当可帮助我们追溯找到其真正的动因。如果我们了解了汉武帝当时遇到的挑战和客观因素，或许有助于回答这一问题。 古代中国在周朝分封制度瓦解之后，于秦汉时期开始（公元前3世纪）建立帝制国家。在接下来的年代中，土地从之前的各个封地解放出来并可以自由买卖。结果，在汉代初的半个世纪中，土地集中于少数有权势的豪门手中，这个现象愈演愈烈，终导致了大地主阡陌延连，而贫者无立锥之地。更严重的是，它导致了以大地主阶层为代表的经济势力与世袭皇权之间前所未有的对立。到汉武帝时期，他目睹豪门继续购买土地进而不断增强了自己的势力，这严重威胁到了皇权的统治。从现代政治科学中权力管理的角度来分析，汉武帝的行为可以理解为运用伦理思想的武器来调整权力关系，以此制约不断增长的大地主们的经济势力。但是，正如许多现实主义的批评家提出的，如果汉武帝仅是需要寻找一种思想理论为王朝的集权统治效命，他完全有更好的选择——就算不采用已失信的法家学说，还有墨家思想可以选择。墨家思想以墨子命名，墨子原名为墨翟，其思想堪与英哲托马斯•霍布斯相比而更甚之，而后者一般被认为是英格兰民主革命前皇权统治有力的维护者。 为便于比较，我们需要一些笔墨简单介绍一下霍布斯。在英国内战时期，托马斯•霍布斯坚决拥护君权的至高无上。霍布斯基于“大自然状态”假说得出结论：人民需要一个强权政府来维护和平并实施制裁来抑制人类固有的不合群的倾向。 在霍布斯的主义理论中，人们只能在权力（如君权统治）以及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中选择，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社会治理的形态。霍布斯将他的君主称为“肉体的上帝”，他的手上同时握着宝剑和牧杖。 在墨子和霍布斯关于统治者的理论中，有许多相似之处。，墨子相信人生活在“混沌”之中，这与霍布斯提出的在无统治者状态下的“大自然状态”相似。在墨子看来，统治者的权力是上天赋予的，而霍布斯则称君主为“肉体上帝”，这就好比墨子将统治者视为“天子”，认为既然统治者的出现是为了结束社会混沌的状态，那么他一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此外，国家的主要作用是制定“对与错”的标准。既然天子是用上天授予的权力管理社会，那么他的命令就是上天的意志，理应被所有人遵循。在墨子看来，服从天子的意志是整个社会和平与富足的开始。 与之相比，尽管孔子将君臣关系列为各种关系之首，但他并没有如墨子一样看待统治者的权力问题。一位孔子政治理论的评论家认为，孔子的政治思想是将他的人文思想运用到国家事务的治理上。根据这位评论家所言，孔子毕生都在身体力行他所倡导的“有教无类”的普世教育。世间没有一个封建主子喜欢自己的臣民受教育，因为教育能解放人们的思想，能促进自主思维而不只是盲从他人的想法。因此，孔子普世教育的思想必然使其成为封建制度及以后王朝统治者的潜在威胁。 不仅如此，汉武帝是在人称“亚圣”的孟子（约前372—前289）将儒家思想进行修正及扩充后才将其定为“国教”的。孟子是儒家思想重要的继承者之一，他阐明了孔子学说中模糊的部分，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治国之道。他甚至比孔子更深入，在回答一位弟子的问题时，明确地提到百姓有权推翻一个糟糕的君主，这等于是“诛一夫”而非“弑君”，因为一个不称职的暴君已经不是君主而只是“一夫”了。儒家思想中独特的见解就是知识（以及节操） 比财富更重要，并且认为国家须有堪称君子 的人来统治或者辅佐治理国家。 通过以上的辨析，如果汉武帝真的要通过一种思想来统治百姓、巩固王权，那他舍墨子学说而用孔孟之道的做法只能说明他当时神志不清。这明显说明汉武帝有其他的考量，他考虑的是豪门兴起的现实，这些豪门依赖他们拥有的大量土地而大肆敛财，由此实际控制着整个经济的命脉。除了改变社会的准则使得财富不再是获得权力和尊重的手段，汉武帝还能找到更好的办法吗？一旦儒家学说成为治理国家的准则，那么一些不可继承的因素（包括道德和能力）将取代可继承的财富（如土地所有权），于是儒家思想成为界定社会阶层的新准则。 知识成为选拔官员的新标准 随着知识重于财富的观念日益牢固，如果国家创立一个制度体系来决定谁拥有正确的知识并可以被选拔为官，那么国家就扮演了实际掌握社会升迁的大权。由此，国家就不用担心经济势力会僭越政治统治。这些考量推动了新的精英选拔制度的产生，即由原来的察举制度 向科举体系的转变。尽管正式和正规化的科举制度直到唐朝才真正确立，但察举制度已首度为精英流动打开了大门，所以才有可能使得平民出身的公孙弘（前200—前121）成为汉朝丞相，开启布衣卿相之始。相比之下，人们不禁要问，在西方，何时才有如公孙弘一样布衣背景的平民首次获得类似的优越提升呢？ “儒化”使中国早早进入了“单一职业”社会 正如前文所说的，中国的“儒化”过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后果。本文中，“影响”指相对正面的结果，尽管并非预期，而“后果”则指意料之外的较负面的结果。因为这两种结果相互联系，我们就在下文中一起讨论。有些在前文中已触及的结论在此重复提及，是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个更全面的评价分析。 尽管我们不必一再重复儒教作为文化统一的功能，但我们应注意儒家的经典思想作为科举考试的审查内容，体现了儒家思想的重要性。即使在科举体系建立前，汉朝早期的察举制度下的审查官也同样会在面试中考察被试者对于儒家思想的掌握。 科举制度产生了独特的文人士大夫阶层，这一阶层由三部分人组成：是士大夫，他们通过科举考试，在官场中任职；第二是有抱负的年轻人，他们寒窗苦读，励志通过科举入仕为官；第三是已退休的官员。这些士大夫辅助君王，成为国家实际的管理者。无论王朝如何更替，他们依旧保持了国家统治机制的延续性。总的来说，文人阶层的领导是确保社会秩序稳定的关键。 科举制度还产生了一个“单一职业”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入仕为官才被视为真正的成功，除了能拥有大量的赏赐之外，还能享受常人无法企及的特权。其他所有职业，就算是家财万贯之人，都一样受到轻视。没有被科举授予功名的人，即使家庭富裕，也无法享受同等的权利和声誉。 尽管1451年后，财富可以用来买官，却也不能买到通过科举考试而成功的人所享有的尊重。 国家通过科举制度控制社会流动导致了政治上的成就远胜于经济上的成功，同时也造成商人阶层在社会中地位较低，以致每一位从商的父亲都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努力读书，通过考取功名来光耀门楣，以提高家族的地位。 因为昂贵的教育开支，使得本应重新投资在商业中的资金被转移，终致使财富很难代代相传（加之许多商人的儿子长大之后并不希望子承父业）。 由于知识与脑力以及父亲通过科举而得到的功名都是不可世袭的，所以每一代人都要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开始，这创造出了一种在西方闻所未闻的社会精英周期性的“向下流动”现象。 “向下流动”的结果造成的统治阶层的职位空缺，为许多有志青年通过科举入仕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同样的，社会“向下流动”的特征巩固了中国社会的农村基础，因为在“单一职业”的社会中，那些科举失利的人除了回到自己的家乡别无其他选择。 中国从封建时代直接过渡到“福利国家” ，不同于西方通过工业发展产生的中产阶级而走向民主。 儒家思想构建了社会流动的通道，因而在既有体系下形成了稳固的身份认同以及社会本身的稳定性，直到现代中国遭遇亡国灭种的威胁时，儒家思想才遇到挑战。 只要儒家思想依然为大多数人相信，其作为国家的理念就会得到保留，即认为只有充满智慧又洁身自好的人才有资格在政府中任职。 分析到这里，我必须补充一点，国家对社会流动的掌控，不仅造成了一个“单一职业的社会”，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国家大于社会的现象。这一传统即使在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后依然难以消除。需要说明的是，这一传统是科举制度的产物，并非产生于儒家思想，而这往往被许多只凭直觉而不进行思考求证的评论家所忽略。 儒家思想是主流，但不是全部 批评家常假设儒家思想在被汉武帝立为“国教”后便成为了中国的正统学说。基于这一点假设，他们从两方面批评儒家思想：，它取代了所有其他学派的思想，影响了所有中国人的“单一的思维模式”；第二，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咎于孔夫子，因为他的思想在成为正统后引导或误导了所有的政府政策和决定。 这个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指责值得我们深究，不仅因为这唤起了人们探寻真理的好奇心，也有其他原因。特别是孔子思想在1995以后再度被重视，所以我们必须搞清楚，如果过去关于儒学的弊端的批评都是正确的话，当今的儒学复兴就应该尽量规避这些负面作用。 密歇根大学侯服五教授通过追溯中国各朝代的历史仔细地研究了这一问题，发现历史记载中封建中国的统治者并非一直是将儒家思想作为的正统思想。 侯服五指出，首先，许多由儒学家记载的历史文献中清楚地表明，汉武帝并没有诋毁其他学派的思想，这与人们通常所假设的情况不符。汉武帝对儒家思想的兴趣仅止于公元前136年所颁布的采取儒教为“国教”的圣旨。事实上，在汉武帝统治时期，尽管他的丞相兼幸臣董仲舒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儒生，但是也有许多与汉武帝亲近的大臣是道家和法家思想的支持者。不仅汉武帝没有将儒家思想视为正统强加于国人并排挤其他学派，而且汉武帝的继位者也不曾这样做过。即使是被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是正宗儒生的汉宣帝，都不曾如此。尽管他在朝中设立了皇家朝会殿，专门用来为儒家的经典思想正名并解决其中一些存有异议的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固步自封，并不盲目跟从儒家思想来处理国事。相反，他还经常参考法家的治国理念，同时，他也不愿意将儒家思想作为正统学说强加于知识分子阶层。 在之后的3世纪至6世纪的300年中，中国历经六朝的分分合合，其中见证了道家思想的盛行以及源自印度的佛教的渗入，而儒家在这一时期则相对式微。尽管科举考试在当时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儒家经典的掌握是考试的重要内容，但根据记载，儒家思想从未是决定儒生们成败的标准。在这一时期，许多非儒家思想，甚至是反对儒家的学说都得以在统治阶层中流行。公元666年，中国正处于历辉煌鼎盛的唐朝时期（618—907），一位皇帝将老子——这位本土宗教道教的创始人，追封为“太上老君”。 官方对于道家学说的支持一直持续到唐朝之后的朝代。例如，在之后的宋朝时期，朝廷主动资助道家典籍的编纂并支持建造道观和道家经典的藏书阁。宋徽宗甚至自封为“道君皇帝”。而在元朝，道士甚至被授予官衔及其他特权。 这类的例子不胜枚举，仅从以上的事例中我们已经可以得出结论，即中国文化独特的包容性，使得儒家与道家、法家及其他学派学说并存的情况成为可能。同样，皇帝选拔不同学派的官员供职于朝廷也成为了一种惯例。这也是为什么皇帝们虽然公开承认儒学为国教，但是他们实际制定的政策却往往以法家思想作为指导原则。 在唐朝之后的所有朝代中，皇帝一直沿用一个标准来选拔政府高官，那就是通过科举录用才华出众之人。尽管科举是以明确的知识作为终极标准，但是没有硬性规定这些考察的知识一定要出自某一学派或答案要接近某一特定的观点。虽然研究儒学的历史学家和作者常常夸大儒家思想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但是回顾历史，儒学其实只能说是较其他学说更受重视而已。
